2019年第3期 2019-03-20 克 念

│克 念

西南系由来

军队,尤其是清末民国的旧军队中,都很讲究出身、源流、门阀、系统。有的是以毕业军校为界别,有的则以长官的籍贯来划分。综合而言,民国时期所有的高级军官,基本上都可以归类于三个界别:北洋系、黄埔系、西南系。

北洋系,可以说是认知度最高的一个军事门阀。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起点,发育出嫡系段(祺瑞)派和冯国璋派,又有衍生的旁支张(作霖)派和曹(锟)派。黄埔系,其源头是1924年初,国民党于广州设立黄埔军校,网罗天下英豪训育之,先是东征统一广东,后又北伐统一全国。

另一个足可以同北洋系、黄埔系比肩的军事门阀,是西南系,却极少为人所注意。然而作为事实存在,西南系巍峨于军界垂三十年,从清末到1949,不断影响着中国军事力量的演化。

西南系,其“西南”者,并非自然地理概念,而是地缘政治概念。清末而来的地缘政治概念中,“西南”往往指的是川、滇、黔、湘、粤、桂这六个同气连枝、同声相求、关系纠缠、利益交错的军政实体。

清代的云南贵州属于同一政治系统,为云贵总督统辖。四川则明为一省,暗分川渝,由四川总督统辖。但云贵,尤其是贵州自古穷困,财政收入很低,入不敷出,一直需要财富横溢、人口众多的四川“协饷”。广东广西也一向同属于两广总督统辖的同一政治系统;同理,贫弱的广西也需要富裕的广东财政支持。

湖南的情况有点特殊。该省原本在舆地和地缘上同湖北自成系统,谓之曰“湖广”,而跟川滇黔或两广没什么历史关系。但清末以来,湖南一直是革命思想和革命组织的发源地之一,即使比较安和保守的君宪党人,在湖南也是相对激进。因此,近代的湖南同革命策源地广东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具体而言,比如三番督湘的谭延闿虽然名列君宪派,却同该派精神领袖梁启超交情淡漠,其革命精神反而跟与之毫无历史关系的孙中山更能相通。

一个相对独立的军政系统的产生和壮大,除了人才、财政、意识形态的支持,背后还要有一二位德高望重的政治人物为偶像性存在,将这一系统具体化、形象化、超然化。广东一向是革命党大本营,其偶像为戮力反清二十年的孙中山及其门徒陈炯明;广西则远在天南,其偶像是袁世凯最重要的政敌岑春煊及其部下陆荣廷;云南虽然僻居边陲,但清末却紧跟时代潮流,偶像为当地新军创办者蔡锷及其恩师梁启超。孙、岑、梁,这三者本质上没有什么共同点。但尤其在袁世凯意图称帝的关键时刻,“反袁”成了这三位精神领袖的最大公约数。

其后蔡锷早逝,梁启超遂失去军事凭借,其影响力在西南式微,云南由唐继尧逐渐坐大。贵州原本就一直是云南的附庸,其政治起落完全受着云南政情波动的影响。

广东的各方势力布局,却非常奇特。广州原本就是革命党的根据地,既然新军已然“变质”,清廷只能派遣外军入境,这就是原广西提督龙济光“济军”进入广州的由来;这也是桂系军队长期压制广东本土力量的由来。因此,虽然广东革命基础深厚,社会经济富有,教育程度颇高,军事人才丰厚,但由于包括由济军开场的客军络绎不绝的挤压,本地军队一直不能健康生长。直到1917年,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将自己的亲兵二十营拨给孙中山,才算有了粤军的一脉根基。但粤军也要陈炯明带领至闽南就食才能生存下来,才有日后的发展。后来,粤军虽然因将官叛离而不断分裂,但毕竟成为黄埔军校的依托,也成为国民党“党军”的基干之一。其军事干部张发奎、陈铭枢、薛岳等,都是国民党军中的一代名将。

广西的岑春煊也日渐年老,于60岁以后失去了对时局的兴趣和控制。而李宗仁、白崇禧等仰慕三民主义的青年将领崛起,使得岑陆等老官僚在广西军政界失去了偶像地位。至此,新桂系崛起。历史竟然会反复重演。清末,旧桂系的岑春煊是对袁世凯最有威胁的朝廷重臣;民国,新桂系的李宗仁是对蒋介石最有威胁的党国要人。最后,李白二公竟然成为摧毁蒋政权统治的关键力量。

由西南酝酿成熟的力量,先而倒袁成功,逼死袁世凯;继而北伐成功,颠覆北洋政府;再而反蒋成功,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灭亡。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历史作用长期被人忽视,而如今谁还敢说他们不重要?……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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