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3期 2019-03-20 冯 杰

│冯 杰

 

20世纪30年代,上海是中国工业、金融中心及西方国家在华利益的核心所在。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全部动员整个抗战”,为了牵制、分散华北日军,唤醒国际列强干涉,蒋介石主动出击上海,从而引爆了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从8月13日到11月中下旬,国军先是猛扑日军在沪据点,再是拼命阻敌登陆,步步退守沪西防线。中央嫡系精锐轮番上阵,西南地方部队“共赴国难”,累计参战人数多达七十余万人,占当时全国陆军总兵力三分之一强。笔者拟从人事角度,考察淞沪会战中的国军高层指挥如何运作,揭开派系龃龉的“幕后秘幸”,梳理蒋介石更迭指挥系统的各种考量,以及影响战役进程、结局的一些非军事因素。

【张治中:“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划全国为数个国防区,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京沪区长官。战备工作需要秘密进行,张治中用心良苦,在军校办公室的边上设置了一个高级教官室,对所有工作人员有一个很严厉的规定——绝对不许对外泄漏工作的机密。因而,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小小的机构,竟是日后揭开全面抗日战争序幕的司令台。秘密机构后来移驻苏州狮子林、留园,对外号称“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以继续掩人耳目。

卢沟桥枪响,张治中正在青岛养病,闻讯后急忙返回南京,出任京沪警备司令官。8月9日,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与水兵斋藤要藏强闯虹桥机场,被机场保安队开枪击毙。12日晚上,蒋介石电令张治中星夜进军上海,驻扎在京沪线上的第87、第88师等部顿时忙碌起来。宋美龄邀请来的空军顾问陈纳德碰巧遇上了这一幕:火车在驶往南京的半途中停下来,所有的乘客被赶下车,中国部队拥进车厢,火车掉转头折回上海。第二天清晨,上海居民从梦里醒来,看见遍地头戴德式钢盔的中央军,惊喜交集:“你们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神速?”

中央军的首要任务是“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结果事与愿违,几天进攻下来,收效甚微。军政部次长陈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视察淞沪战场,建议张治中改攻汇山码头,向敌中央突破,先截成两段,再分别扫荡。适逢第36师从西安赶到上海,第216团团长胡家骥身先士卒,连续冲过东熙华德、百老汇路,但无法摧毁汇山码头坚固的铁栅门,进攻再次受阻。22日,蒋介石调整战斗序列,任命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担任由京沪警备司令部改编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据陈诚日记记载,当晚他由南京、苏州转南翔,找到张治中“重商总攻部署”,次日又因前方通讯困难,“回苏州处置一切”。

令人不解的是,张治中似乎并不了解战斗序列出现的明显变化,24日从太仓赶至嘉定,反而引起第18军军长罗卓英的疑问:“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据张治中的说法,仔细一问,他这才知道“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归陈诚指挥了”。于是又找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了解情况,岂料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蒋介石在电话中质问张治中为什么不在前线,跑到苏州后方?张治中本来一肚子气,回复声音也不小:“罗卓英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陈诚指挥了!”蒋介石越发厉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张治中再也按捺不住:“我到苏州与顾祝同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

怀着委屈的心情,张治中提出辞职。9月4日,陈诚电呈蒋介石,替张治中说尽好话:“文白兄两旬以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异常奋励,夜以继日,至为辛劳。惟因一切后方交通通信等机关组织,未臻完善,种种准备,未能周密,而成现在之局。职意用人在用其所长,可否使文白兄担任大本营总务部长。”张治中本人也给南京写了一封长信,恳切表示辞职的至诚,但总是不蒙批准。原来蒋介石征询顾祝同意见,顾保留自己看法:“现在乃整个问题并非某一人之过错,似可不必调回也。”军委会副参谋长白崇禧巡视前线,张治中托其转达辞职之意,最终以身体状况不适合为由,调离前方指挥岗位。回到南京,张治中提出回家休养一段时日,蒋介石和蔼地说:“好,但你先就了新职再走。”

日本情报人员听到一些风声,乘机四处挑拨:张治中的建议不被采纳,而且与陈诚闹意见,所以辞职。”幸好张治中心里明白:“我对于这些流言,始终不存芥蒂。”结合相关文献,蒋介石的确有些看法,主要是反感张治中过于“注重宣传”,“屡向新闻界发表意见”,为此还专门通令前方各军官不得任意发表言论。曾振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科长,他说:张治中在上海初期作战时,喜欢在报纸上发表战况,委员长见报,便屡次告诫,不要发表谈话,他哪里忍得住悠悠之口,而上海那些记者,偏偏每天必来。委员长来电话斥责,张在电话中答复说,报告委员长,我明天不说了。但是第二天的报纸上仍然有张发表的谈话,这样一斥一答有好几次。”曾振同时认为张治中一腔热血,确实尽心尽力,“整日忙于指挥作战,也没有理发,夜间睡眠不足,蓬头垢面,甚是狼狈”。

【陈诚:“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1937年盛夏,军政部次长陈诚兼任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长,工作忙得不可开交。8月15日,蒋介石打来电话“催即回京”,交代了三个任务:“即拟整个战斗序列;调整华北部队之部署;至上海一行,计划解决日租界之敌。”事不宜迟,陈诚、熊式辉连夜乘汽车由南京赴南翔,“与文白商扫荡上海之计划”。18日深夜,两人又同车返回南京,熊式辉问:“对领袖报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陈诚不加思索就说:“各就所见报告,可使委员长多得一份参考,似可不必一致。”翌日上午,熊式辉“极言将领及部队之不能战”,建言蒋介石“不能打”。而陈诚意见相反:“沪上官兵之不能战诚然!但此时非能战不能战,问题是在当战不当战。若不战而亡,孰若战而图存?”蒋介石则态度坚决:打!打!一定打!”陈诚很兴奋:“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实则援沪大军早已上路,陈诚系统第18军原本计划参加保定方面作战,先头列车驶过郑州时,军长罗卓英突接蒋介石电令:“原车南下,开苏州待命。”日军不甘落后,亦从国内调兵猛扑狮子林至吴淞口一线,凭借舰炮掩护和空中优势,第3、第11两个师团登陆首日仅仅死伤四十余人,损失相当轻微。随着第18军的全线投入,战场情势陡变。25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日记显示伤亡数字急剧攀升:“第11师团自登陆以来,已伤亡人员约四百余名。师团参谋下坂少佐也在登陆后即被敌军飞机击中身亡。第3师团死伤总数达三百余名。”松井石根报告东京:“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使用了中国军中最精锐的陈诚指挥的第11师、第14师,我军兵力最小限度要五个师团。”

尽管难度极大,陈诚立场仍然坚定:“淞沪在战略上对我极为不利,但在政略上绝不能放弃,亦不可放弃。欲达持久战之目的,只有取积极之手段(以攻为守),与抱牺牲之精神,断然攻击。以全盘情形观察,敌除海军炮舰及飞机炸弹外,其陆军绝难发展,其困难情形只有比我为甚。”9月6日,日军攻占宝山县城,第98师第583团第1营自营长姚子青以下大部阵亡。陈诚痛心之余批评国军人事:此次组织之不健全,系统之不清楚,各级因人设位,而应负责者仅挂名而已,而实际负责者则无名义。”

应负责者系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虽居名义,事实上无法得心应手指挥中央大军作战。实际负责者是指自己,明明独当一面,麾下部队远远超过一个集团军,却无合适名义。都说“名不正,言不顺”,蒋介石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有意发表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陈诚反倒犹豫起来,“余以现在情形以不居名义为妥”。21日,蒋介石发表陈诚任第三战区左翼总司令仍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在符合淞沪战场实际态势的同时,又同步解决了“名义”难题。

上海战事持久不下,日军再增三个师团,其中第9师团于10月8日突破了蕴藻浜南北两岸国军阵地。蕴藻浜原属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指挥,顾祝同认为朱甚少把握,提出左翼军和中央作战军均归陈诚指挥。陈诚有些担心“侵犯权限”遭人嫉妒,但想到“不能负责、不肯负责,则又将如何”,遂挑起重任。适逢广西军队开到,顾祝同、白崇禧、陈诚会商使用办法,决定“先占领大场至陈家行之线(守势待机)”。16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抵达苏州,强令取消“守势待机”,蕴藻浜必须主动出击。

促使蒋介石不惜牺牲的重要因素,或许来自美国方面的关切,陈诚日记明白写着:“下午三时(17日),谒委座,谈如何使上海战事维持至明春(因罗斯福有问及此)。”21日入夜,广西军队在陈行、顿悟寺、桃园浜一线向日军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官兵全凭血肉之驱猛烈冲锋,虽然极其勇敢,可惜始终无法突破敌人坚固阵地,旅、团长伤亡14人,营以下军官及士兵死伤过半,攻击顿挫。

11月5日,日军登陆杭州湾北岸金山卫,淞沪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指定陈诚赴青浦临时指挥右翼,顾祝同“以系统不明,恐责不专,报告委座,以陈诚任前敌总司令”,倚重之深,跃然纸上。9日拂晓,孙元良、桂永清等部先后撤至昆山,陈诚从容不迫,命令孙部暂守铁桥,前敌总司令部人员取水道往宜兴。而他本人并不着急先走,“独与少数官佐分别至各要路口,令各部队长至指定地区收容整顿待命”,等到一切部署妥当,“则至昆山一宝塔内坐镇,又三日,始乘小艇绕道回苏州”。

【冯玉祥:“我曾作一月无言之司令长官”】

全面抗战打响,北方军事日渐吃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诚恳提出四点意见:“北平、保定等处防空器械应提前发给。平、津、保三处之军械弹药应早日发给,并特别补充。黄村至永定门之铁路再补一条,可避免丰台之扰乱。长辛店以南至大灰场到门头沟应速补修铁路一条。”此时,蒋介石动员的孙连仲、高桂滋等部已经北上,只是冀察地方领导人宋哲元苟安思想严重,并不欢迎友军进入平津地区。一般以为,统领西北军抗日非冯玉祥莫属,国民党元老邹鲁访冯说:既然要打,北方军队应由您指挥才好。”冯谦虚答道:“北方军队复杂,总以蒋先生为宜。”

8月上旬,南京发表冯玉祥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区域包括江苏省长江以南和浙江全省,中将参议葛云龙十分惊讶,“这不能不说是南辕北辙的决定”。实际上蒋介石可能早有此意,京沪区乃重中之重,副委员长挂帅理所当然。6月初,冯玉祥就曾奉命视察过杭州湾北岸抗日准备,实地走访嘉兴、乍浦、澉浦等地的国防工事。任命下来,冯玉祥没有手下幕僚那样感到“不对劲”,未加思索即赴苏州就任新职。张治中和冯玉祥是安徽巢县同乡,第一时间表示欢迎,冯复电:“此后共在一区,抗敌救国,互相策勉,尤愿一致在大元帅(蒋介石)领导之下,牺牲小我,而谋民族复兴。”

仅仅过去几天,抗战热情高昂的冯玉祥就把所见所想和盘托出:“此次对日作战,恐非短期间所能结局,即预备一千万后备军,亦不为多,至少应先成立二百万方能足用。各地环境不同,人才因之而异,各有长短,各有需要。例如江苏一带财富之区,人文蔚起,谋略有余,对于征兵,反有所惧。最好北由冀、鲁、豫、皖等省,南由滇、黔、桂、湘等省,迅速招兵,不至误事。各地方因军事长官开往前方应战,以致后方多负责无人,防空防奸,及后方医院,均未能周备,极应指定专员办理。”蒋介石开诚布公,有一次从南京打电话给冯玉祥:“前方的将领都太年轻,勇敢有余,经验不足,望大哥多多指教,不要客气。”冯说:“决不客气,现在我们前方的各将领都是有血性、有良心、勇敢善战的革命青年。他们在前方拼命、流血,我在后头的任务就是作几首歪诗,再一个就是等死罢了。”

冯玉祥觉得“对敌抗战,非唤醒民众不可”,草拟了抗日救国问答十条供蒋参考,文字通俗极具推广性,比如“不抗日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了。怎样才能不当亡国奴呢?只有信仰我们的政府,信仰我们的军队,信仰我们的军事领袖,大家一致抗日,才能不当亡国奴。”民国时期教育普及程度很低,文盲、半文盲比比皆是,粗浅的大白话比起深奥的大道理,容易灌输大众快速接受。蒋介石想想蛮有道理:“所陈各节甚当,已令饬各有关机关,参酌情形,负责进行办理。”

然而无需讳言,因为历史和地缘的关系,冯玉祥与中央军将领素少渊源,指挥调度并不相称。白崇禧往来淞沪前线,据其观察,冯玉祥“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住在离上海约150华里之宜兴张公洞,除偶尔夜间到战区长官部,白天就把私章交给顾祝同,公事由顾处理”。公开场合,冯玉祥胸怀坦荡:“我们只要能抗日,不必军队一定要听我的指挥。我们只要能救国,不必一定自己处很高的地位,此间军队,我都不甚熟悉,若必处处听我指挥,必致败了大事。”但私下不免流露郁闷心情:“三战区为人家(指蒋)直属部队,我曾作一月无言之司令长官。”

白崇禧察觉其中微妙,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商量:“我以为西北部队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有爱国之热诚,又是冯一手造成之部队,他们对程潜之指挥不大接受。不如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一新战区——第六战区,由冯负责,兵力若连同韩复榘部至少有十五万人以上。”蒋介石采纳建议,但自己不方便出面,委托白崇禧问问冯玉祥的意思,冯倒挺爽快:“在抗战的时候,只有唯命是听,统帅有什么命令,我都是遵从。”9月11日,军事委员会划津浦线为第六战区,正式任命冯玉祥为司令长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北军旧部集体“变心”,都不欢迎老领导光临指导,也就一个多月时间,第六战区撤销,冯玉祥只好继续当他的副委员长。

【顾祝同:“你们准备怎样来实践统帅的意旨”】

张治中无法完成既定任务,冯玉祥又名不副实,8月24日晚上,蒋介石毫无预兆地任命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一切。顾祝同感到无比诧异,一来早先预定他负责徐海方面的作战任务,二来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之外,又设立副司令长官部,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不寻常的组织。

事出突然,身边的幕僚人员尚未到齐,大部分还在重庆行营和西安行营,顾祝同只好一面电话通知,一面先行赴沪就任,“我来战区,只是临时决定,仅带有随从一名,只得暂借张治中总部的人员及设备,我的办公室,也就暂设在张治中办公室的隔壁,只装了两部电话机,以应付前后方连络的需要”。

其实无论谁居名义,毋宁说是高度重视上海的蒋介石亲自担任总指挥,顾祝同心甘情愿扮演传声筒角色。史说时任第9集团军作战科长,晚年记忆犹新:顾祝同每天早晚与蒋介石通电话,报告情况,由蒋在电话中指示,某师调的哪里,某师如何作战,顾作了传令兵。”王正元专理蒋介石电话通信事项,同样现身说法:“战斗打响后,蒋介石每天要发出多次长途电话到淞沪前线。顾祝同是苏北涟水人,顾把话说得慢而低时,和宁波官腔相差还不大。通话中,前方均系报告战况,有一次顾祝同又向蒋介石请求增援,蒋说,恐怕赶不上,正在赶运中。顾说,情况比较危急,如果增援不上,第一线就支持不住了。蒋接着说,那么就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拿上去吧。”

冯玉祥调离之后,蒋介石干脆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事无巨细亲力亲为,顾祝同亦不嫌烦,报备战况,乐此不疲。我们不妨通过几个例子说明情况。9月1日,蒋介石电令顾祝同:“战报应确实,不得有丝毫虚伪。”10日,顾祝同经过详细核实,汇报第15集团军伤亡数字如下:“第11师2120余员名、第14师849员名、第67师3100员名、第98师2590员名、第56师380员名。第6师伤亡过半,计伤旅长2、团长2、营长2,上尉以下军官119员名,现两旅共存战斗兵1600名。”30日,蒋介石指示顾祝同:上海最前线各官兵,必须练戴防毒面具,每日以连带2小时,逐日增加时间,能连带至24小时为度。”10月9日,顾祝同反馈报告:“本日午前11时,敌炮兵向塘桥站西南约三公里之东赵家角射击瓦斯炮弹,致我第1师第1团之守兵伤亡24人,至敌军施瓦斯种类正查询中。”    

不过也有例子说明顾祝同并非一味言听计从。10月下旬,国军主力退守沪西,蒋介石要求留下第88师死守闸北,唤起国际列强同情。师长孙元良意见相左:我们孤立在这里,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不值得。”参谋主任张柏亭面陈顾祝同,强调第88师老兵所剩无几等种种难处。顾祝同反问:“那么,你们准备怎样来实践统帅的意旨呢?”张柏亭说:“既然是出于政略考虑,似乎不必硬性规定兵力,也不必拘泥什么方式,不如授权部队自行处理。”顾又问:“孙师长电话中,也曾提到这些,但没有说明究竟留置多少兵力守备何种据点?”张胸有成竹地答道:“部下认为选拔一支精锐部队,至多一团左右兵力,来固守一二个据点,也就够了。”最后落实的方案是,第524团中校团附谢晋元带领一个加强营,固守苏州河畔靠近租界的四行仓库。由此可见,顾祝同倒也不失为蒋介石沟通前方将领的合适人选。

11月14日黄昏,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开始撤退,曾振忆及往事,仿佛历历在目:“当天敌机大举轰炸苏州城,我们出城时,但见苏州城内的金门附近火光烛天,老百姓扶老携幼,各自逃生。路上军人民众混杂一起向西行进。到了无锡,我们汽车的灯光,被敌机发现了,我们急命停车,分别疏散,谁知在黑夜中,地形高低不明,大家在仓促中都跌倒在附近沟中,幸好我们都安全无恙。”顾祝同与曾振等人同时离开苏州,只见“一路充塞,部队亦络绎西进,秩序混乱已极”。晚年撰写回忆录,顾这样写道:“过去战地情景,我虽已见惯,而此时一幅乱离惨痛的画面,深印脑际,历久竟不能磨灭。”15日晨,顾祝同赴京述职,司令部同仁则经溧水转往皖南。

蒋介石后来检讨淞沪会战,坦言自己犯下大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平心而论,金山卫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淞沪鏖兵三个月,国军疲惫不堪,如果能够适时撤至江苏境内的既定国防工事线,或许更有利于持久抵抗。可惜蒋介石过分考虑政略,迟迟不愿意放弃上海,导致撤退阶段狼狈不堪,这才是真正应该检讨的地方。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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