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3期 2019-03-20 邵 鸿

│邵 鸿

 

今年1月29日,恩师潘汝瑶先生(1906-1999)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这些天,先生的面容不断在脑海里浮现,思念之情不能自已,爰草此文,以为纪念。

1982年2月,我进入中山大学经济系,随汝瑶师攻读中国古代经济史。初次见面,时年76岁的先生面容清癯,金丝眼镜,不多的灰白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合身的中山装,一口温软亲切的客家普通话,透着一种少有的清爽儒雅。后来知道,太先生立斋先生是著名侨领、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先生少年家境优渥,先后留学日本九州、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曾任教于广东法商学院、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学校。先生那时是系里唯一一位治中国经济史的教授,也是最年长的在职教师。

先生是一个率真亲和的长者。入学不久的一天早上,老先生6点多钟就来宿舍敲门,把我们从床上喊起,说年轻人不能贪睡,必须早起锻炼、读书,以后我还会来的,随即转身离去。从此,我和郭小东学兄自然不敢不黎明即起。一次在课堂上,他很郑重其事地说,年轻人万万不可染上某种不良嗜好,你们必须切记,让我讶异不已。他平时是很和善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有一次他想了解我们日语学习情况,命各读一段课文,我俩磕磕巴巴念完,他听后苦笑,只是说了声不行啊,要用功,再无他话。先生日语极佳,学校有重要日本客人来访,总被请去做陪同和翻译。换一个精通日语的老师,我们大概是要挨骂的吧。然而,他却会因为学术上见解不同大动肝火,如他曾就孙中山祖籍地和是否源出客家问题,和若干学者打笔仗,文如金刚怒目,和他平常的温文尔雅判若两人。一次和他谈及此事,老先生立即激动起来,说大是大非,绝不能缄默。

先生更是一位善于教人的好导师。实事求是地说,先生直接教给我们的东西并不多。他自己的专著和论文很少,也只给我们开过一门中国古代经济史。先生的高明和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深知一己的局限,因而想方设法为我们安排了最好的师资和课程,并积极鼓励我们充分利用中大的良好条件,自主选课学习。

第一次上课,先生即交给我们每人一份学习计划。计划包括两部分:读书书目和课程安排。书目列出包括相关经、史、诸子等全部先秦史基本史籍,要求一本本认真研读。课程安排,则是先生为我们确定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其最大特点,就是课程和授课教师远远超出经济系,甚至超出了中山大学的范围。

比如,课表中有古文字。先生请来容庚先生高足、古文字研究所的张振林老师,给我们两位学生开设《金文》课,手把手地教我们对着拓片图录认字释文。在先生指点下,我还到中文系旁听了陈伟湛先生的《古文字学》,孙稚雏先生的《说文解字》和李新魁先生的《古音韵学》三门课程。

有考古学。我因此到人类学系学习了《新石器考古》《商周考古》和《战国秦汉考古》三门课程,有幸聆听了曾骐、商志镡、冯永殊三位先生的授课。

有世界上古史。先生特邀他的同乡老友,华南师范大学的林伦彦教授授课。林先生是一个奇人,通晓十余种外语,曾经担任李济深秘书和民革要员,以及岭南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经济系和华南师院历史系主任,是广东省著名“右派”。因为他年事已高,我们每周乘公共汽车去他家上课。林家环壁皆外文书,先生豪放健谈,上课以外,每多回忆平生,谈摭掌故,令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我还旁听了历史系孔令平先生的《世界上古史》。

课表上还有一门逻辑学,我是到法律系选修的。

上述课程内容,都是治先秦史所必须打下的基础,我何其幸运,初入其门,能够得到这么一批大腕级先生的亲传。虽然当时我是在经济系读经济学硕士,先生却给了我一个更大、更高、更自由的求学空间。中大三年,我的学业进步较快,毕业论文入选1985年全国《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选》,更重要的是给我打下了较坚实的治学基础,受益无穷。这不能不归因于先生广大宽厚的胸怀和师者的睿智,这才是我的幸运所在。

当然,我也要感谢母校,其时学校宽松的教学管理给予我们很大的学习自由,众多优秀教师和丰富课程使学生学有所师,开放的图书馆和各院系资料室为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正是在中山大学,使我真正领略了大学的魅力。在我的心目中,一所好大学就应该是这样。相比之下,当下很多大学里,且不说研究生往往只能在院系内选课,导师带学生一个人包打天下也很普遍,这是令人忧虑的。为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年了,高校在某些方面反而不进而退?教育改革该向何处去,回顾历史,可供启迪。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但由此,也让我益觉受业于先生是我人生之大幸。古人有云:“千里求明师”“明师未遇肯安闲”,乃言明师之可贵。先生固非大师,一生也只带了两个研究生,但在我心目中,先生是不输任何名师的明师,令我永远感念和尊敬。

先生的好处,我是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才越来越多地体会到的。上面这一段,可算是最深的感悟。在此之外,先生还有不少故事和特质,也是值得追忆和致敬的。比如先生爱国情殷,曾投笔从戎,参军抗日;“文革”后出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和省政府参事,对国家大事屡有诤言;先生淡泊名利,虽出身富家,数十年以教为生,家无积蓄,晚年经济状况好转,热心公益,多次为家乡捐资助学和修建道路,等等。这些,何国华先生在《著名爱国爱乡学者、教育家潘汝瑶》一文中有所介绍(见所著《广东历代著名教育家评传》,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无需我再叙述。

这里可略作补充的,是作为诗人的先生。汝瑶师喜欢作诗,我们读书时就知道,因为他喜欢拿出近作给我们看。毕业后,他给我写信,有时也附寄几首诗词。那时我完全不懂诗,因而不能赞一语,今天想来,或许让先生失望了。后来对古诗词兴趣和了解渐多,再读先生诗作,才感到有特色和味道。先生之诗,少用典故,浅白如话,近似竹枝词却又有一种淡淡的书卷气,更有真挚情感在,故能动人心弦。像中大人颇喜引用的《中大杂咏》及《归乡》组诗即是代表,如:

北枕珠江南面市,东友白鹭西朋凰。东西南北千层树,谁识其中是学堂。(《中大杂咏》之一)

小楼庭院静如哗,夏日蝉声春夜蛙。伴我寂寥思索易,读书常到月倾斜。(《中大杂咏》之三)

每到春来花似锦,中区场地草如茵。游心不解繁忙事,几度偷闲看杜鹃。(《中大杂咏》之七)

巢林越鸟恋南枝,村酒樽前有所思。看到故园花似锦,应多游子怨归迟。(《归乡》之四)

循旧寻思旧梦遐,当年燕子入谁家?东风能染千林绿,难阻人间鬓发华。(《归乡》之五)

谈笑当年尚依稀,乘时原应破空飞。头颅掷处斑斑血,古柏碑前泪满衣。自注:“‘头颅’两句,学艺旧日同学作烈士者众,古柏是其中最著者也。现学艺中学尚有其纪念碑在焉。”(《归乡》之七)

先生乡贯梅州,是客家的大本营。山歌为客家人传统,受此影响,客家地区诗人竹枝词之作甚盛,诗风亦尚清新浅白,至黄遵宪主张以时为变,乃有“我手写我口”之倡,似乎也与此传统有关。先生诗作风格,显然其来有自,但又有清婉从容的个人面目。但可惜,等我有此感受之时,已经不能向先生当面请教并与之唱和了。

似乎冥冥中注定,我和先生的缘分不仅仅是师生。我随先生读书时,并不知先生的党派身份。我自己于2002年加入九三学社,后来到九三学社中央工作。然而直到2017年,我才偶然从黄惊雷同志处得知,先生是1956年入社的九三老前辈,且曾任广东省委常委、顾问,在社内德高望重。闻此我真是惊喜莫名,没想到我与恩师之间,竟又有九三同志这样一层关系!今天想来,这固然有巧合,但也有某种内在联系,这便是我们师生有着共同的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我心里也有遗憾,倘在先生生前,能以九三学社社员的身份和他相见,先生该会多么高兴!每思及此,我对先生更加怀念,也更觉得必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因为这一定是先生所期望的,因而也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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