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3期 2019-03-20 黄天骥

│黄天骥

【沦陷区里的家国情怀】

岁聿云暮,又该到了“盘点”的时候。回想我七十多年来在小学、中学、大学几个阶段求学的历程,雪泥鸿爪,依然在目。不同时期教育体制和做法的变化,颇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上世纪40年代初,我开始上小学。那时,广州己成沦陷区,小学由汪伪政权管治,但课程和教学内容,依然沿用国民政府制定的那一套。民国初年,私塾多改为小学,学制则参考欧美的模式,对此,汪伪政权也继续采用,只是从三年级开始,每周要上四节日语课。让孩子们从日语的平假名、片假名学起,企图让学生具有亲日的情结,但收效甚微。我们咿咿呀呀地念诵,除了把日语的一些词汇,顽皮地以谐音的方法,译成可笑的粤语以外,其它的全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记得,当时小学的课程,主要是语文和算术两科,并且有音乐、体育和手工课。关于算术课,低年级教的是加、减、乘、除,高年级教的是四则运算题,一点也不艰深。至于各个年级的语文课,也还是沿用国民政府制定的内容,多是选取《古文观止》和“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名篇,如《喜雨亭记》《滕王阁序》以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鲁迅的《秋夜》等。老师只要求我们背熟课文,并没有多少讲解。那时,语文课还包括“习字”,低年级从描红到描“九方格”,高年则选用“字贴”,大家一般采用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临摹。至于所谓“手工”,就是让小学生自制玩具,例如制作纸汽车、纸战舰和木刻、竹刻等等。那半是游戏,半是教学。

小时候,我最喜欢上的是音乐课。当然,在沦陷区,老师不能教我们唱抗日歌曲,但会教我们学识简谱,孩子们在私下里可以自学自唱。上课时,老师教我们唱的多是欧美名曲,例如《路上一株红玫瑰》友谊天长地久》之类的英文歌。我所在的“伪十九小学”,老师除了教我们唱古曲《满江红》“怒发冲冠”)外,还常把欧美名曲的曲调配上唐诗,像李颀的《古从军行》,卢纶的《塞下曲》等有关抗击外族的诗篇。这些教师自编的“作品”,似乎不伦不类,而实在大有深意,日本人听不懂,无法干预。而老师在教小孩子唱歌的同时,曲折地给我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当然,在沦陷区里,也有为虎作伥的汉奸,而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留在沦陷区里生活的知识分子,虽然继续教职,但并不甘做“顺民”,往往注意把传统儒家思想渗入儿童的心灵里。在假期里,老师们还引导我们看《岳飞传》《杨家将》等小说。因此,即使汪伪政权强迫小学生学习日语,而我们见到鬼子兵,都在暗地里吐口水,撇嘴巴,骂他们是“萝卜头”。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每隔一周便要上一次的“修身课”。上课时,我们在大厅里一排排地坐着,教师则在书桌上竖起一个木匣子,匣的一面对着观众打开;匣的两侧打通,中间放着一张张连环图,内容多是《三字经》里的故事,例如“孔融让梨”等。老师打开匣,对应画面上的人物讲故事。每讲一段,便从匣侧拉去一张画,露出下一张,继续讲述。这种类似“拉洋片”的教学方式,大受小学生的欢迎。那时,小孩子哪里有玩手机、玩游戏机的福分,但老师通过看图讲故事的办法,让原来企图“毒化”孩子的“修身课”,成为儒家思想通俗的教育课。

在小学,下午的时间一般只是上音乐课、体育课和手工课,作业也很少,孩子们有充分的休息和游戏时间。可以说,根据儿童心理生理的特点出发安排教学,是当时小学教育的方式。就引导儿童的品行和思想情操而言,日本帝国主义者未尝不想把孩子培养成亲日派。但是刺刀的统治,毕竟无法改变大部分教师的家国情怀。

寓教于乐,让儿童从小接受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那么,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让儿童健康成长。……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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