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3期 2019-03-20 夏晓虹

│夏晓虹

 

【缘起】

我是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1978年春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第二年即被派去留学生楼陪住。这个日期在我们班长岑献青的日记中有明确记录,即1979年3月6日:“部分同学被抽调到留学生楼陪住,其中有:郭小聪、高小刚、刘德联、刘志达、查建英、龚玉、吴北玲、王小平、张继凌、夏晓虹、杨柳、郭丽平、郝秀竹、沈楚瑾、宋红、江锡铨等。”(《文学七七级纪事》,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男生5名,女生11名,这应该是我们班陪住人数最多时的名单。而全班总共48人,也就是说,1/3的人去了留学生楼。

上述同学中,除了张继凌与江锡铨,都是北京同学。而首选北京同学陪住,估计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北京同学说话语音应该更标准,但其实未必,北京话也是方言,并非普通话,所以,普通话说得好的外地同学也有可能增补进来;二是北京同学周末一般都要回家,这也可以给留学生同屋留下一点自己的空间。

当时北大的留学生集中住在学校南门附近的两座楼,女生在25楼,男生在26楼。两楼中间的一处是开水房,留学生食堂位于26楼东北。按照《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记载,1978年9月,来自五大洲24个国家的71名留学生入学。我陪住的两年半间,留学生人数应该没有大的变化,估计在400人左右。

若向前追溯,北大接受留学生始于1952年9月,由于那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14名东欧学生最先确定转到北大。不过,“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名称没用多久,当年10月,教育部即批复北大的呈文,因学生成分已有改变,准予定名为“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个专修班的首位主任,是由时任北大教务长的周培源先生亲自兼任。而第二年3月,学校教务处统计1952~1953学年第二学期学生的注册人数,外国留学生已达285人(参见夏红卫、孔寒冰《“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总序》,舒衡哲口述,贺桂梅、倪文婷访谈《回家的路 我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上册),可见增长之快。

而由于进入留学生楼陪住,有了个人相对独立的空间,我开始记日记。至今保留下来1979年9月24日至1980年6月18日不足一年的记录,这也是我大学期间唯一写下的两本日记。因为疏懒,虽然陪住未结束,我的日记仍无疾而终。所以,具体何时离开留学生楼,搬回到我原先的女生宿舍,目前还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在1981年夏季暑假来临前的7月。也就是说,大学四年,有一大半的时间,我住在留学生楼里。到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

陪住的第一个学期,我的同屋是英国留学生黎蔚如。她是华裔,原籍广东,所以会说粤语。她本来有一位76级的工农兵学员同屋,但因为要在暑假前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黎蔚如希望换一位水平更高的中国同学帮助她,经过考试入学的77级同学自然最合适,我于是进入留学生楼。黎蔚如在夏季回国后,我接着转为美国留学生范雅卿(英文名Anna Fan)的同屋。安娜也是华裔,但和黎蔚如不同,他们家里不说汉语,因此,她的中文程度并不比其他留学生高明。安娜本来只想留学一年,但后来延长了一年。1981年夏从北大毕业后,她转到中国科学院教英语。

陪住制度应该是“文革”中已经开始,但具体年分还有待确定。大多数留学生对陪住并不拒绝,甚至会认为可以有更多机会学习中文,并通过同屋了解中国。当然,也有一些留学生没有同屋,他们或者是和家眷同住,或者身份已经是教师。但实际上,管理留学生的“留办”(“留学生办公室”的简称)是希望所有留学生都有中国同屋的。因为有一位美国学生曾拒绝陪住的安排,说她不习惯和别人同住,留办仍要求她写个情况说明。

虽然“陪住”这个词留办也在使用,但他们并不满意和认同。记得一位老师表示过:“我们本来是主人,‘陪住’不是反客为主了吗?”不过,这也没办法,显然是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反倒是留学生中通行的“同屋”,在欧美学生口中,更使用了带有昵称意味的“roomie”,让中国同学觉得很舒服。……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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