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5期 2019-06-03 齐 悦

│齐 悦

 

19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但这依然是19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各项实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教育文化事业也有长足发展,博物馆接连不断地涌现,现代展览会也随之不断举办。

1932年末,英国一些资深的中国文化研究专家,为深入研究与欣赏中国古物,建议在伦敦组织举办中国艺术综合展览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面对日本入侵,采取一系列措施倡导民族文化教育,试图重建民族自信。而在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举行国际博览会,使素来雪藏深宫的国宝集中亮相,恰恰是向海外展示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大好契机。

1934年,中英两国政府就展览开始正式商谈。作为中国艺术向海外的第一次远征,展览会引起政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当年秋天,政府首先设立专门理事会,由中英两国国家元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英国国王、王后为监理,国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和英国首相包尔温担任名誉会长,还邀请多名其他国家外交使节担任名誉委员。理事会成立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负责具体筹备工作,教育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

展出前众口难调

筹委会随即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中,他们公开向国内各文教机构征集藏品,选派专家学者鉴定遴选作品。正当踌躇满志提选文物时,却遭遇到了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质疑反对的声音源源不断。

首先,朱自清、梁思成等学者认为,伦敦艺展必须先经海上长途跋涉,万一发生意外,稀有而珍贵的文物再也无法恢复;况且英方为了减低费用开支,希望中国文物不要保险,这一要求更激起中国学者愤慨,批评声浪四起。

其次,以什么标准挑选文物,展品能否代表“中国”或者“中华文化”,也成为争论的一大焦点。故宫原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皇室宫殿,既保存有王室的档案、图书,也收藏许多臣民的贡品、皇帝的私人收藏或战利品。历代君王并没有将这些珍宝视为国家或民族的财富,而是理所当然地视作个人私产。民国建立后,故宫在共和思想影响下才转变成属于人民所有并且对所有人开放的博物馆,历朝的珍奇异宝也逐渐转化为国家遗产和中华文化的象征。故宫和藏品的定位正在转变,但这样的概念在1930年代尚未能透过文物的研究与展示,呈现在国人面前,以至于文物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依然模糊不清。

选择权谁属是另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出于民族主义情怀,大多数人反对选择权交到英国人手里。假如那些具有特殊意义或是唯一珍本的文物被英方挑中,漂洋过海到了异域,一旦损害就再也无法弥补;再者,让英国人来挑选中国的文物,有损中国国格。更何况英方推荐的选择委员名单里,竟有伯希和,其人曾在中国抢夺敦煌古物,无异于文物贩子,难以使中国专家心服口服。……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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