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八期 2019-08-22 薛 涌

│薛 涌

 

最近美国大学委员会在其主持的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中,推出“逆境加分”一项,在中国网络特别是社交媒体中引起轩然大波。

本来,“逆境加分”是针对美国特殊的社会问题所设计的制度,和中国并无直接关系。但随着留美学生的增加,SAT这种“美国高考”俨然也成为了另类的中国高考。在大洋彼岸,大量“60后”“70后”美国华裔家庭的孩子都在读高中、申请大学或读大学的阶段,SAT涉及切身利益。所以,当他们看到“逆境加分”政策后首先爆发,利用自媒体大声抗议,结果居然将此事炒成了一个教育热点。

要看分数,还要看得分条件

那么,“逆境加分”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学录取看考试分数,这是最便利的办法,在多数情况下,确实也比较公平。毕竟,分数反映能力,就像体育比赛一样,跑得快的人当然赢了。政策制定者不能通过各种加分,让跑得慢的人赢吧。奥林匹克固然必须保证跑得快的人赢,但如果运动队或体校选才,是否就一个心眼地挑跑得快的呢?

这就未必了。比如,我苦练了十年马拉松,终于在60岁时突破3小时大关,成绩算不错了。有个同龄人,从来不练,临比赛前准备了两个月,结果跑了3.5小时。从成绩看,实在比我差远了。我半途进餐馆吃顿饭后接着跑,也许照样比他快,大家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但教练着眼于5年后的成绩,应该选谁呢?在大部分情况下,有经验的教练恐怕会选择后者。因为人家看的不是成绩,是潜力。

再说SAT。假设你是富豪的孩子,父亲有足够的资源调动全世界最优秀的培训师给你准备SAT。最终,你考了1550分,远远超出顶尖的1%的门槛。另外有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家长是彻底的文盲,孩子在最糟糕的学校上学,连考试报名费都交不起。一个老师看不过去,给他支付了报名费,他居然考了1400分。那么,两个人谁更有才能呢?

当然,千万别高估美国的大学。大家还是争先恐后地录取富豪的孩子。谁不盯着富豪的捐款呢?可以预见,富豪的孩子日后会更成功,是大概率事件。但若真要按照“唯才是举”的标准去较真的话,两个孩子谁更有“才”?我看,那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的天分要更高一些。因为他的成绩反映的是“纯智商”,是在没有名师指导的情况下取得的。

其实,这已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识。在社科科普文章或报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诸“whenthosefactorsarecontrolled”之类的字句,大意是“控制其它干扰性因素”。这是来自科学领域的实验规则。比如要测自由落体的速度,就要把空气阻力等因素排除才行。所以科学实验大多是“受控实验”。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也遵守类似的规矩。比如智商研究,检测的对象都是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人,其成就和表现究竟是智商导致的还是其它复杂的社会因素(如教育、机会等)导致的?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把其它干扰性因素去除,然后才能显现出智商作为一个独立因素所起的作用。“逆境加分”其实也是希望把除了才能之外的其它因素尽可能去除或中和,凸显纯粹的个人素质。

这是“逆境加分”的基本精神:不仅看分数,还要看分数是在什么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毕竟大学仅仅是起点,不是终点,大学录取是在选材,不是在发放奥运会金牌。

“逆境加分”与一些“经济平权”政策的核心精神有点神似。这方面的一个实例,就是德州议会在1997年通过的法案,外号是“顶尖10%规则”,即不管读哪所高中,只要在本校排名前10%,就自动进入德州州立大学系统。在美国这种贫富分化且隔离的现实中,穷孩子只能在坏学区,其实就是“逆境加分”所定义的“逆境邻里”和“逆境学校”。这种逆境学区里顶尖学生的SAT成绩,恐怕还赶不上顶尖学区里的中等学生。有的学校历史上就没有一个AP(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能考到3分及格线的学生。但根据“顶尖10%规则”,如果一个学生是贫民窟学区的前10%,即便他的SAT成绩比一个顶尖学区的中等生低200分,他也可以靠“逆境加分”的排名而非SAT成绩自动进入德州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曾一度有80%以上的新生都是通过“顶尖10%规则”录取的,使得校长不得不要求加以限制。

“逆境加分”合理吗

要搞清楚“逆境加分”,先要定义什么是“逆境”。

SAT把“逆境”分为三大类:邻里环境、家庭环境和高中环境。每一类中,又有若干小指标。邻里环境包括犯罪率、贫困率、房价、空房率;家庭环境包括中等收入、单亲、教育水平、英语作为第二语言;高中环境包括低配、课程难度、免费午餐率和AP课程的机会。

其实这些指标一直是各大学录取办公室积极实行的。比如,几年前听到一个华裔女生的案例。她是单亲母亲拉扯大的,家里就靠妈妈开的洗衣房维生,经济非常紧张,也雇不起人。她一放学就回家,在洗衣店给母亲打工,在没有客人的时候抢时间把作业完成,从来没有一点课外活动,功课一直不错,但不属于超级学霸,AP也没考几门,在少子华裔中,成绩很难说有多突出。但布朗大学一看,二话不说就把她录取了,还给了她奖学金。

这有多少不合理的呢?我们可能有很多另外的例证:富裕郊区的中高产,家里几十万年收入,到非洲扶贫,业绩卓著,钢琴比赛得奖,AP门门5分,SAT满分,各种俱乐部和学生组织的领袖……但是,这些家庭条件光鲜的学生很有可能在常青藤的竞争中,败给在洗衣房里长大的女孩。在大学录取办公室的眼里,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多年无怨无悔地坚守洗衣房,为家长分忧,按时完成作业,功课从不输人。这种坚韧、奋进的精神比让家长开着豪车去各种比赛、得各种奖的素质来得更具成功的潜力。

这种录取方式合理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不妨先抛开什么“辅助弱势”等道德高调,谈实际问题:物以稀为贵,人也是如此。洗衣房的女孩有竞争力,是因为这种人太难找了。而另外那些一堆活动、一堆领袖头衔和奖章、一堆满分的学生,则有的是。这也折射了美国社会沉重的问题:不仅贫富分化,而且贫富隔离,阶层固化。寒门难出贵子,在美国是千真万确的现实。其它发达国家都比美国平等得多,社会流动也活跃得多,穷孩子有更多机会进入上层社会。所以,美国社会更需要这种洗衣店女孩式的成功,而不是那些中高产孩子式的成功。

举西欧发达国家为例。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楼里,百万豪宅的对门,可能就是个廉租房。两套房子规格基本一致,但一套是市场价,一套是政策补贴价。不仅如此,两家彼此不知道对方底细,豪宅的主人可能觉得对门也是花同样的钱买的。这样,穷人富人不仅混居,而且不分彼此,没有太多的势利眼和文化隔阂,孩子去一个学校,很可能穷孩子比富家子弟学得好。一位美国母亲在荷兰居住一段时间后回来,深有感触地说:在荷兰,你操心的是孩子的功课。功课差,就进技工轨;功课好,就进大学轨。但你不必操心选学校,所有学校质量基本一样,没什么好挑的。回到美国,首先担心的还不是功课,是学区;然后担心的是经济能力——是否买得起学区房。美国是“拼爹”社会,欧洲更看孩子自己。

美国的贫富分化早已发展成贫富隔离,以至于《华盛顿邮报》编篡了全美地图,你只要输入自己的邮编,就能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属于百分之几的阶层社区了。社区与社区之间,中等收入大相径庭,房价可以差一倍甚至几倍。我们镇属于富人区,比一界之隔的邻镇,房价高出一倍以上。而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房地产税。高房价区房地产税收入巨大,学校经费充足,老师的工资也可以比穷镇的高出一倍,其它设施也应有尽有,还能开设出一系列AP课程。所以,“逆境加分”制度是针对美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在没有类似问题的其它发达国家则难有用武之地。

美国的大学当然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度,针对这些深重的社会问题,制定一系列录取政策。“逆境加分”的诸项指标其实都是大学一直在实行的政策。但总让大学单独来做,有相当的困难。这些指标需要以大量数据作为基础。一所大学势单力薄,资源不足。如果各校把这一使命外包给专业机构统一操作,效益将高得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学的这种录取标准早就世人皆知。申请者们投其所好,有时难免造假。比如,2019年就有一则报道,一个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的学生,申请文就是写自己怎么在逆境中奋斗。这个“逆境”是母亲去世。录取办公室印象深刻,随之发出录取通知。可是,录取官阴差阳错,有事联系这个学生,电话打到家里(这在录取过程中是很少发生的事情)。接电话的是位女性,毫无防备地说本人不在,可以留言,并告知自己就是该学生的母亲。录取官大惊失色:怎么死去的母亲突然复活?结果,录取被取消。

“逆境加分”试图提供第三者客观的衡量尺度,利用的都是公开信息。学生依然可以在申请中写自己如何克服逆境。但住在什么地方,上了什么学校,家庭情况如何等,这些硬指标给学校提供了另一种参照。另外,这些分数究竟是多少,学生自己并不知道,也不是学生能控制的因素。

众所周知,SAT分数和社会经济背景的相关性已被大量数据锁定。比如,年收入20万美元的家庭和年收入6万的家庭的平均成绩各是多少,在顶尖学区的和在底层学区的学生平均成绩是多少,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平均成绩多少,这些都有多年的追踪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平均而言,收入高的比收入低的分数明显高,好学区的远远比差学区的表现好,亚裔和白人的表现远超拉美裔和黑人。从这些系统的数据中确实可以判断出明显的“逆境”和“顺境”。

精英大学的格局

“逆境加分”虽然是新政,但并非拍脑袋任意所为。几年前,当大卫·科尔曼(DavidColeman)就任大学委员会(即主持SAT和AP考试的机构)主席时,就面临来自公众和各大学的巨大压力,要设计一套制度帮助解决高等教育领域的贫富分化。当时,大学委员会已经注意到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CarolineHoxby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ChristopherAvery的联合调查研究。2004年,哈佛推出新政,给家庭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这一举措石破天惊,后来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名校纷纷“跟牌”,低收入阶层享受一流大学免费教育几乎成为主流。但Hoxby注意到,哈佛虽然出手力度很大,但学生的反应却很弱。为什么?她当时的假设是,很多低收入、高成就的学生没有被找到。后来她和Avery联手进行调查研究,并和大学委员会以及ACT主考机构合作,利用人口统计资料、联邦税务局数据、邮政编码、房价和其它数据,最终找到了3.5万家庭收入在底层1/4,但成绩为全国顶尖10%的高中毕业班学生。这成为“逆境加分”的重要经验研究依据。

早在1999年,当加州和华盛顿州禁止在公立教育机构实行种族平权政策后,大学委员会就尝试了类似的评分系统,叫“奋进者”(Strivers)。具体办法是依据各种社会经济数据,制定一个预期SAT成绩,比如在一个给定的社会、教育和家庭环境中,学生一般能达到多少分。如果学生的实际成绩比预期高出200分,就是“奋进者”。这种评分体系可以考虑种族因素。而少数族裔的预期成绩普遍比较低,也比较容易获得“奋进者”的身份。但这一评价体系后因遭到大学反对而被取消。

这次的“逆境加分”则明确不考虑种族因素,实际上恐怕还是为“后种族时代”的“经济平权”进行制度性探索。大学委员也许会从“奋进者”这一不成功的实验中汲取教训,这次准备得比较充分,比如和Hoxby、Avery合作进行了大量统计研究。同时在耶鲁等学校也进行实验。但考虑到社会的复杂程度,任何改革设计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逆境加分”是否会重蹈“奋进者”的覆辙也未可知。不过,面对巨大的社会危机,完全不作为、不改革,则肯定不是出路。

美国的贫富分化在教育上已有多么严重?记得20年前,我在一个派对上遇到当时在耶鲁社会学系任教的JosephA.Soares,他专门研究耶鲁的录取政策,后来去了维克森林大学任职。他的著作《特权的力量》(ThePowerofPrivilege),研究家族人脉对耶鲁这种精英大学录取的影响,成为该领域的名著。最近的富豪录取行贿丑闻更是印证了他的研究。他尖锐地指责如今的SAT考试,其实是在歧视弱势阶层。他告诉我,现在的耶鲁比起1960年代,有更大比例的学生来自特权阶层。当时我对这种判断难以置信,还侧面向社会学系的教授打听,大家都异口同声:他的数据响当当,还没有谁能挑战。

根据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耶鲁学生的中等家庭年收入将近20万美元(美国中等家庭年收入是6万左右),近20%的耶鲁学生来自顶尖1%的家庭,57%来自顶尖10%的家庭,70%来自顶尖20%的家庭。来自底层20%家庭的学生,只有2%多一点。这大致是全美精英大学的缩影。而相关研究同时揭示:低收入阶层的学生和富裕家庭学生日后的收入对比,越是精英大学,两者的差距越小。但在普通州立大学毕业,日后富裕家庭出身的学生,比出自寒门的学生的收入要高很多。可见,精英大学教育是缩减贫富分化的重要手段。问题是,精英大学被富裕家庭过度垄断。

最后我们讨论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逆境加分”对大学教育有什么影响?

看看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采取类似“逆境加分”的“顶尖10%规则”后,从这个渠道录取的新生超过80%,后来即便加以控制,也在70%以上。这所大学衰落了吗?至今看不到任何证据。相反,来自低收入阶层的学生,会大大提高大学的教育质量。

讲一个老故事,是我在耶鲁第一学期时在课堂上感受到的震撼。

那周的指定阅读,有几篇关于旧上海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对民国时代上海妓女的研究,其中很多妓女来自江北农村。教授上来一句话不讲,分派了一个本科生就这篇文章作读书报告。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生,看着那个稚嫩的白人女孩,心里嘀咕:你知道上海在哪里吗?你知道长江在哪里吗?你知道什么是民国吗?中国和中国史的基本概念没有,上来就讲上海妓女问题,找得到北吗?

结果,那个女孩子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对全班提了一系列问题:民国时,妓女在上海的自我认同是什么?她们回乡后的自我认同是什么?她们在江北家乡和上海两个世界中怎么进行心理转换?

别人怎么想这些问题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一下子懵了:怎么这些问题自己居然没想到?

把大家都震住后,这个女孩自报家门:我来自哈特福特一个极端贫困的学区,是高中里仅有的两位白人之一。我从小就是跟着妓女们一起长大的……

这一堂课就被她给占了。这才是学霸。教授除了简单提了几个问题外,一句话都插不上嘴。回想一下,那是整个学期最棒的一堂课,就是一个本科生一口气讲下来的。其实她的报告时间早就超时了,是教授临时决定把工作让给她,听她讲比听谁讲都好。

在一个理想社会中,当然不能听任一个女孩子和妓女一起长大。但如果这就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精英大学就应该海纳百川,把社会各个角落的人都融进来,大家一起度过四年,思考怎么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才是精英大学的气象、心胸和格局。

目前“逆境加分”新鲜出炉,在美国大学录取中能否成为一个有效标准还是未知,对中国学生更难有实质性的影响。但“逆境加分”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值得关注。教育不仅仅是一系列分数,更是多元经验的碰撞和交流。希望同学们跳出教室的狭小圈子,走向更广阔的生活。

(作者系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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