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八期 2019-08-22 刘绪义

│刘绪义

刘邦丰西释徒之谜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距离西北咸阳数千公里之外的楚国故地丰县,发生了一起事件——一群本来要被送到郦山的役夫逃亡了。

押送这群役夫的是刘邦,当时他的身份是泗水亭长。役夫中途逃亡的原因不明,刘邦估计这一路上远去西北,役夫也逃得差不多了,无法向朝廷交差,自己横竖是死,于是干脆将他们全部释放了事。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第二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等一群戍卒赶赴渔阳,途中遇雨,耽搁了行程,他们估计到了渔阳必定误期,按秦律当死,于是干脆撕开了亡秦的序幕。

但刘邦不一样,他是亭长,这叫知法犯法。而且正处于47岁的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自己逃掉后,家人怎么办?

奇怪的事情还有很多,譬如,陈胜、吴广等人还有都尉押着,都尉本为郡尉,一个郡的军事将官,地位仅次于将军。刘邦却并无朝廷护送兵力,难道他只是一个人?刘邦释放役夫的地点也颇为奇怪——丰西泽,即丰邑(今江苏丰县县城)的西边,距离刘邦的老家沛县充其量八十里,又是淮北平原,路途平坦,步行一天左右就可到达。刘邦押送役夫的任务是沛县令交给他的,也就是说,这群役夫逃亡及后面的纵徒事件,发生在他们刚刚出发的第一天。

这些役夫的逃亡是怎么实现的?押送役夫算得上是当时一件大事,难道事先没有任何防备和预案?刘邦也不是初次办这类差事,此前他曾多次赴咸阳公干,应该说,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

要解开这个谜,不妨看看大宋宣和年间里的山东郓城。刘邦在斩蛇起义之前在沛县的故事,与后世的宋江颇有相似之处。两相对照,水浒的作者似乎是按照刘邦的模子来写的。

我们先来看看,刘邦反秦起义之前在故乡丰沛的所作所为。作为大秦帝国最基层的领导(亭长),刘邦做了这些事:

一是广交朋友。史书上写他“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其实这是他的交友方式。因为出身农家,又不好好干活,没有家庭背景,也无政治资本,无疑交不到上层人物,只能交一些和他一样的底层人物,“狎侮”,符合他们的身份。他不像宋江,常常出手大方,通过广施银子赢得好名声,刘邦只能通过拉近关系、建立感情来交友。

作为亭长,刘邦的身份和宋江差不多,他的朋友主要是县衙门里的官吏,以及这些人的朋友,比如沛县令的相熟吕太公。这样他才敢于不持一文而谎称“贺钱万”,“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这也反映出他和这些人混得很熟,大家也不在意。

刘邦结交的一些死党,如沛县主吏掾的丰邑同乡萧何,此人相当于吴用一类人物。在吕太公家的宴席上,萧何敢当着众人的面说:“刘季一向满口说大话,很少做成什么事。”有恨铁不成钢之意,说明他们关系不错。史载,高祖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萧何屡次利用自己县吏的职权保护他。高祖担任亭长时,萧何又常相助于他。另有县吏夏侯婴,为保护刘邦被严刑拷打,坐牢岁余,有点类似于晁盖晁天王。

除了同县官吏外,刘邦还有一批玩得好的乡野百姓,如与他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卢绾,刘邦因为吃官司而躲躲藏藏时,卢绾“常随出入上下”;后来刘邦起兵于沛,卢绾又以宾客的身份相随。樊哙,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连襟,此人行事颇像李逵,只不过比李逵有头脑。

即使刘邦出事后,与他过从的宾客仍然很多,《高祖本纪》称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这点和宋江非常相似。

但宋江当初并无造反之意,而刘邦却不一样,各种迹象表明,他结交朋友,丰西纵徒等都是有预谋的。否则,他也说不出“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来。

二是组织“地下活动”。丰西纵徒之前一年,国内发生了许多事,秦朝“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盜满山”。在华阴,有人持璧在大道上拦住朝廷使者,献上一句谶语:“今年祖龙死。”在东郡,出现了“始皇帝死而地分”的石头。

刘邦于距离丰县县城较远的一个偏僻地方纵徒,显然是为了避免丰、沛二县遭受连坐。

事实上,刘邦丰西纵徒,不是他一手而为。知道此事的人不止吕后,因为事发后,官兵到处捉拿刘邦,刘邦躲在山洞中也不敢回家。沛县县令下令把吕雉母子押在大牢,萧何从中周旋,放了吕雉母子去寻找刘邦。

吕雉带着孩子在崎岖的山路上而行,忽然发现芒砀山上腾起一朵五色祥云,祥云如车盖,又如云霓般忽而消失。吕雉快步上前,发现那朵五色祥云再一次升腾,她飞奔过去,发现有一山洞。顺着洞口往里一看,终于找到藏匿于内的刘邦。刘邦问吕雉:“你是如何找到这里来的?”吕雉道:“你无论走到哪里,上空总有五彩云气,如同车盖,自然一找一个准。”——史书的解释是刘邦所处的地方总有云气,这显然是后人的神化,实际上恰恰说明他们事先有商量。

后来,萧何、曹参鼓动县令与刘邦联手反秦,“乃令樊哙召刘季”。为什么指令樊哙去“召”,而不是“找”?也不是让其他人去召?原因很简单,因为樊哙“与高祖俱隐于芒砀山泽间”,萧何、曹参至少也是知情人。结果,刘邦身边早聚集了百多人。而且,“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等刘邦一到,他们“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湖陵、方与还守丰”,表明他们此前早就结成一个秘密地下组织,否则哪会如此配合默契,且力量不可小视。泗水郡监御史率兵讨伐,刘邦据丰邑防守,都能大破秦军。后来刘邦不像他的老乡项羽那样,非得把“首都”放在离他老家宿迁不远的徐州,也就是刘邦的家乡,刘邦不用担心“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他在家乡的名气似乎比项羽在家乡的名气要大得多。因此,晚年的刘邦回故乡时颇有感慨地说:“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表明,丰县极有可能是他起义前从事非法组织秘密活动的大本营。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不直书刘邦这段经历呢?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不想将刘邦描述成一个早有预谋的造反者,因为在司马迁眼里,刘邦是“大圣”在《史记》中孔子是“至圣”)。……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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