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六期 2020-07-08 孙 郁

│孙 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文脉“融通悠长”】

汪曾祺生前,人们给了他很多称号,他本人比较认可的是“京派作家”。汪曾祺具备了民国时期京派作家的很多特点,但他又跟传统的京派作家不同,他属于“新京派”。新京派和老京派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经历过革命的历程,认知世界的视角跟民国时候的京派作家有一点差异。但是用“京派”来概括汪曾祺的审美基调,是没有问题的。

京派文学是京派教育的结果。晚清后,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为基地的知识园地,集结了一批有世界眼光、又有很好传统国学修养的学者,他们试图以自己的教育理念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就在这种氛围下,京派文学诞生了。尤其是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北平后,北京的知识人远离政治中心,能在社会漩涡之外相对冷静地看待人和事,他们实践的这种教育,跟以前的教育理念有一些区别,其特点是,不仅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注重研究古希腊、希伯来文明,注重研究东洋历史特别是日本的文化。京派教育里面出现了心理学的研究、民俗学的研究、儿童研究、女性研究、古典学研究等。

这样的一种教育,告诉青年人应当在摄取人类古典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打通中西,连贯古今,立体地来思考社会、思考人。所以京派教育是一种博雅式的教育,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顾随、台静农以及朱光潜、林徽因等人是京派学人的代表,他们的文学作品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对当时的文学青年也有很大的冲击。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提出要用孔教立国,尊儒尊孔,这时候一批新文化人站了起来,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一股激进的反传统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北平的一些知识人从文化的深层原因来思考民族问题,他们认为仅仅有激进是不够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尽管儒家文化有很灿烂的一面,但它功利主义的一面扼杀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京派学人和京派作家们希望能努力创造一种超越功利的文化艺术。

所以,当周作人把古希腊、日本的文化介绍到中国以后,启发了很多人,包括催生了乡土文学这一流派。乡土文学最早是鲁迅、周作人努力构建的,他们受到日本大正时期(1912年—1926年,日本大正天皇在位的时期)以来的回归东洋文化的复古思潮影响,开始重新打量民族心理,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来思考问题,来寻找历史、文化发生的脉络。

这些是京派思想的一个原色调,但是在经历了战争、社会变革等动荡后,京派学人的话语方式,在现实面前有一种无力感,没有被大众普遍接受。加上抗日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些知识人落马、失节,受周作人影响的沈从文、废名等人,后来也都比较坎坷,所以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几乎看不到京派文学和京派文化的影响力。

但是在左翼文化的队伍里,仍然有很多人喜欢京派的文化、教育和艺术。比如作家钱杏邨,他曾写过《死去了的阿Q时代》,在战争年代的军旅生涯里,还随身带了周作人的书。唐弢是左翼的批评家和学者,他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话》,对比周作人当年在北平写的《药堂语录》,文脉是非常接近的。孙犁是抗战时期的革命文学家,他对于京派文学的一些闪光点很感兴趣,故有人说孙犁是革命文学中的京派,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美学家朱光潜的文章重新被人们阅读,周作人的书籍公开出版,林徽因、梁思成、顾随、俞平伯等京派人物的作品纷纷问世,这些都表明,文坛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

就是在这个时候,汪曾祺被人们重新发现。其实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邂逅集》,但那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1980年《受戒》发表后,让读书界,特别是当时的年轻人非常惊讶。而接着发表的《大淖记事》等作品,让人震动之余,更影响了我们的审美观念——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思想还可以这样来表达,散文还有这样的样式。

我们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时期,当时哲学界掀起了一场回到主体、发现主体世界的新启蒙运动。在文学界,汪曾祺不自觉地呼应了这样一股社会思潮,即从宏大的主题回到人自身,回到本我,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这样一种看起来是新的审美景观,其实并不是天外来物,在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作品当中就能找到。

沈从文看了废名的作品后得到体悟,发现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表现人的生活。废名则受到周作人的影响,而古希腊和日本近代文学的观念,包括民俗学的观念,又深深地影响了周作人。这个文学脉络一度寂静了,是汪曾祺把它们衔接了起来,所以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说他是“最后一个京派小说家”。……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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