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六期 2020-07-08 汪 朗

汪朗,1951年生于北京,汪曾祺长子,散文作家、美食家、资深媒体人。作品有散文集《刁嘴》《衣食大义》《食之白话》《我眼中的父亲——汪曾祺》等。“老头儿”是全家人对汪曾祺的昵称,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文中说:“我的孩子有时管我叫爸,有时管我叫老头子,连我的孙女都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汪 朗

【沈从文、闻一多的爱徒】

二气,指的是才气,狂气。汪曾祺的“二气”,有些家里人才知道,在此叙说一二,以还他老人家本来面目。

先说第一点。汪曾祺在写作上确实有才气,这一点家里人都承认。他上小学时作文就好,“大作”常常作为范文在班上诵读。不过他的数学长期较差,经常是连滚带爬糊弄过关,按现在的标准属于明显的偏科生。“老头儿”自己说,刚上小学时他的数学、语文皆好,由于成绩优秀,老师在三四年级时让他跳了一级,于是数学就弄不明白了。受此影响,上中学后数理化就都不太好。他后来写过一首打油诗,谈自己为何从事文学创作: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这些话,半是调侃,半是事实。数学不佳未必就能成作家,但他这个作家的数理化确实不太灵光。

虽说不灵光,汪曾祺的理科成绩也不至于太差。上高中时,他好歹也能考上南菁中学,那是江苏的名校,清代光绪年间就有了。1939年考大学时,他也能被西南联大中文系录取,那也是国内顶尖的大学,当年考取中文系的学生不过20名左右。据《汪曾祺年谱》的作者徐强先生考证,那一年西南联大招收的文史法商各科学生,必考的科目有: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丙(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外国史地;选试科目有物理、化学(任选其一)、生物。单凭国文一门好,他是很难过关的。

老头儿自己说,在大学里他不算用功的学生,上课、看书全凭兴趣,有兴趣就认真听听,不感兴趣的就经常逃课,跑到茶馆里写小说。因此他的考试成绩有的极烂,比如大一必修课《西洋通史》,他平时就很少听课。一次,老师让学生画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他的作业交上去后,老师在上面批了两句话:“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因为他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画的地图。这等精彩评语,老头儿记了一辈子,经常和我们提起,还写进了文章中。

这门课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老头儿只得了37分。按规定,第二学期的考试他至少要考到83分,两次考试的平均分数在60分以上,这门课才能及格,拿到学分。第二学期老头儿照样不怎么听课,直到考试前才做了一些准备。他的准备,就是找两个参加考试的历史系同学坐到他的两边,拿到试卷后,先抄左边同学一道题,再抄右边同学一道题,一抄到底。联大的教室没有课桌,只有一些白木椅子,右手方向有一块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供学生在上面记笔记。这样的椅子,可以搬来搬去,间距可大可小,如此,汪曾祺抄起卷子来才能轻松自如。第二次考试,他居然抄出了85分,终于过关。

不过,老头儿的成绩也有极好的时候,有些教授挺喜欢他的。比如沈从文先生,比如闻一多先生。他和我们聊天时经常念叨,沈先生教“个体文写作”时,给他的作文打过120分,而一般满分也就是100分。沈先生还把他写的文章推荐到报刊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汪曾祺全集》中,许多老头儿的早期作品,都是沈先生推介发表的——第一篇发表的小说《钓》是在1940年6月,当时他还在读大一,刚刚20岁。所以老头儿在文章中说过,他不但是沈先生的入室弟子,还是“得意高徒”。

闻一多先生对他也很看重。一次,老头儿给低一年级的一个同学代写了一篇关于唐代诗人李贺作品的读书报告,闻先生看过之后大加赞赏,说是写得比汪曾祺还要好。老头儿为此很得意,闲聊时多次说到这件事。闻先生开的课不用考试,到了期末写一篇读书报告,有点见解就行了。他的那个同学叫杨毓珉,平时总爱操持演话剧,到了期末考试时各门课都要临时抱佛脚,实在忙不过来,于是找到老头儿帮忙,这才有了闻先生的评价。

这篇文章的内容老头儿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他说过别人的诗是写在白纸上的,李贺是写在黑纸上的,因而更浓烈,更有意味。杨毓珉后来在北京京剧团成了汪曾祺的同事,也写剧本。老头儿去世后,杨毓珉把我们叫到他家里,拿出一份毛笔写的手稿,说是他抄的老头儿写的那份读书报告,已经存了几十年。我们看了一下,里面还真有一段文字和老头儿的记忆差不多,文章的题目是《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一般罂粟花都是红的,但是汪曾祺却说李贺的诗篇如同黑罂粟花,题目就不一般。文章最后一段说:

他(指李贺)精神既不正常,当然诗就极其怪艳了。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

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

这篇文章确实挺有才气,除了黑色的喻意外,把李贺说成毒死自己的蛇,比喻也很尖新。无怪乎闻先生说“写得比汪曾祺还要好”。……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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