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六期 2020-07-08 张亚萌

│张亚萌

 

【解开“营造法式”之谜】

“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这是1932年4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到达天津蓟县(今蓟州区)独乐寺,住在寺院对面小店,晚间给夫人林徽因打电话,诉说的城里人第一次下乡的冒险经历。

独乐寺所在的蓟县离北平不远,秦汉时属渔阳郡,唐开元十八年(730年)设置蓟州,独乐寺即在县城西门内武定街。它地处渔阳,寺名亦被牵强附会——因白居易名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独乐寺之名也被“安插”给实在范阳(今涿州)而非渔阳起兵的安禄山。至于寺名的起源,一说因寺内观音塑像内部支架是一棵参天杜梨树,杜梨谐音“独乐”;一说佛家独以普度众生为乐,故名。其实真相很有可能是流经蓟县的独乐河,此河早已被记载于北魏《水经注》,因河得名。

独乐寺与安禄山无关,但似乎又与他的时代密切相关。

1931年5月29日,日本学者关野贞驱车前往清东陵考察,途径蓟县,无意间发现路边有一座古建筑,遂停车从旁门进入。虽有砖墙阻隔,但仍能看到四坡屋顶,匆匆一瞥,即认定这是辽代建筑。关野贞从独乐寺返回北平,到宝珠子胡同7号造访中国营造学社,向社长朱启钤、文献部主任阚铎等人讲述了发现独乐寺的始末。此时的朱启钤,为了不让1930年2月在北平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变成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推动《营造法式》的研究走出僵局,迫切需要找到一位有国学造诣的现代建筑师来主导工作。他找到的人就是梁思成。早在1925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梁思成、林徽因收到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题字:“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这部《营造法式》,是1919年朱启钤赴上海以北方总代表身份出席南北会议时,在江南图书馆发现的手抄本,后委托藏书家陶湘搜集各家传本校对付梓,于1925年刊行了“陶本”。正是这部书,成为奠定中国营造学社的“基石”。

“在我开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时候,日本先辈学者如伊东、关野等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梁思成与日本颇有渊源,当时日本建筑界称唐代建筑在日本得到继承,中国既无唐构也无能力测量古代建筑,而关野贞造访学社两个月后,在东北大学任教两年的梁思成即来到北平,担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而此时,梁思成生活过11年的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时局风声鹤唳,山雨欲来。

梁思成曾对身边的人说,《营造法式》这本书“涉及建筑材料的计算和‘大木作’的规则。对于27种大小房子的每一个建筑结构都不厌其烦地提供了丈量方法。然而对于确定每一种结构方法和位置则很少提到。如果没有工匠来指出和解释具体的例子,这本书是很难读懂的”。当他主持学社工作后,意识到用考证之法研究已然语焉不详的中国建筑史是不可能的,必须用科学的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才能解开《营造法式》之谜,建立建筑图像的“基本序列”。

也是在这时,梁思成在宾大的师兄兼好友杨廷宝偶然路过用作为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京鼓楼,看到在一楼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独特的寺庙照片。图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写着此乃“蓟县独乐寺”。回去后,杨廷宝向梁思成提到这张照片,梁思成十分兴奋,即跑去鼓楼观看。照片中巨大的斗拱引起了他的兴趣,“翻阅方志,常见辽宋金元建造之记载,适又传闻阁之存在,且偶得见其照片,一望而知其为宋元以前物”。……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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