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八期 2020-09-02 肖伊绯

│肖伊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位名字相仿、年代接近的女作家,一位叫谢冰心,一位叫谢冰莹。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基本上只知道谢冰心(原名谢婉莹),而少闻谢冰莹,二人其实并非有什么血缘之亲,名字相似只是巧合而已。不同于“闺秀型”的作家冰心,谢冰莹是一个铿锵有力的“战士型”文人,两人虽只见过一面,却因此成为知音,一直书信不断。冰心曾说:我和谢冰莹不是亲姐妹,而胜似亲姐妹。”更令人称奇的是,两人都是女寿星,均活过了90岁高龄——冰心享年99岁,谢冰莹享年94岁。

【从北伐女兵到抗战女兵】

谢冰莹,原名谢鸣岗,字凤宝,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铎山镇(今属冷水江市),192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与冰心、苏雪林、冯沅君等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一道,跻身中国现代女作家之列。与其他女作家相比,她的人生历程显得尤其特别,堪称能文能武的“新花木兰”。

谢冰莹的父亲谢玉芝,清末举人,三度任新化县立中学校长。受书香之家的影响,谢冰莹从小酷爱读书,曾就读于当地大同女校,15岁考入湖南省第一女师(徐特立任校长),在校期间她的处女作《刹那的印象》,发表在长沙《大公报》上。不久后,国内局势严峻,1926年,谢冰莹选择弃笔从戎,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

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曾有四期招收女学员: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的黄埔武汉分校,1938年抗战时期的黄埔第七分校,1939年黄埔第三分校,1940年黄埔成都本校,毕业总数约为800人。其中1926年的黄埔军校(第五期)武汉分校(即武汉军事政治学院)招收的女学员是18至20岁的中学生。

1927年2月入学的这一期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武一文”的著名人物——“武”指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英烈赵一曼,文则指谢冰莹。由此,谢冰莹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

1927年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武汉后,谢冰莹被编入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铁军”,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她写下了成名作《从军日记》。硝烟弥漫的岁月中,这份记录着血与火的《从军日记》能够发表,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行军打仗、救护宣传的间隙,没有宁静的书房和宽大的书桌,只能随时随地找个地方,“靠着膝头,顺手写下来”。一次上厕所时,谢冰莹随手放在草地上的毯子、包袱、水壶等不翼而飞,其中包括所写日记,这让她感到无比心痛。为怕丢失,只能将每天的见闻急就成章,沿途寄给《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请他代为保存,并没有发表的意思。

这些貌似不起眼的“随意记”,却让孙伏园爱不释手。他为谢冰莹“朴实无华,未经雕琢”的文字所感动,他认为,这些日记是从一个女兵的独特视角,展示了新时代女性的思想、感情。她们从被旧锁链捆得紧紧的家庭里冲出,经过艰难的挣扎、选择、奋斗,最终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战争生活,十分难得。

于是,孙伏园决定“来者不拒,不予增删”,以《从军日记》为题,将日记连载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上。不仅如此,孙先生还请林语堂将其翻译成英文,发表在该报的英文版上。紧接着,法语、俄语、日语、朝鲜语等版本的《从军日记》相继问世,“谢冰莹”一举扬名。

1930年8月,法国《小巴黎人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参加中国革命的一个女孩子》的评论文章,详细介绍了《从军日记》。就连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也向谢冰莹发来信函,表达他的敬意和祝贺:“……从汪德耀先生译的《从军日记》里面,我认识了你,年轻而勇敢的中国朋友,你是一个努力奋斗的新女性,你虽然像一只折了翅膀的小鸟,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冲出云围,翱翔于太空之上的。朋友,记着,不要悲哀,不要消极,不要失望,人类终究是光明的,我们终会得到自由的。”而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亦称谢冰莹是“女性的骄傲”。

军政学校女生队解散后,谢冰莹想着是要“解甲归田”,回归平常生活的,为此,她先后入上海艺大、北平女师大学习。从师大毕业后,谢冰莹用几部书的稿酬作为学资,于1931年赴日本神户留学。在轮船上,她获悉日军发动进攻我国东北的消息,到达神户后即转往东京,参加中国1000多名留学生举行的“九一八”事变死难同胞追悼会,并加入“中华留日学生救国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悼亡抗议活动受到日本警察的严厉制止,并限令3日内将他们驱逐出日本,刚踏上日本国土的谢冰莹,被迫回国。

1932年,谢冰莹归国完婚,在厦门的一所中学教书,生活平静美好。1935年春,她再赴日本,改名谢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西洋文学,谁知此行竟给她带来了牢狱之灾。谢冰莹因坚拒出迎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访日,被日本警察以“国际社会主义活动分子”抓捕入狱。谢冰莹曾回忆,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她在日本被捕的消息:“许多朋友看了都为我着急,担心我有生命的危险。后来柳亚子先生的电报来了之后,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都派人去保释我,使我在三个星期之后就被释放出来。”

虽然侥幸脱险,保全了性命,可因为在狱中受刑过重,身心倍受摧残,谢冰莹的脑部也发生了病变,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归国后,她坚持在广西南宁的中学教书,还主编了《南宁妇女周刊》,终因病体不支,不得不回湖南去休养。1936年,她在休养期间,仍勉力完成了《湖南的风土》等书稿的写作。因为写作辛苦,再加上受母亲去世的刺激,她的神经日渐衰弱,还患上了胃病、鼻炎、心脏病,暑假时不得不到南岳肺痨病疗养院治疗了一个月时间。

直到治疗完毕,回到长沙,谢冰莹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她思前想后,想到她这一身病痛完全是由日本人所赐,便下了牺牲一切,赴前线抗敌的决心。就这样,一位曾经痛击军阀、祈望国家统一的北伐女兵,跟随着时代的步履,又化身为奋起抗击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抗战女兵。

“歼敌早归来,痛饮黄龙酒”】

谢冰莹在长沙组织起“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谢任团长,跟随吴奇伟将军的第四军,奔赴淞沪抗战前线。

1937年9月14日,战地服务团在火车站举行了北上抗日宣誓典礼,长沙各界赠送给她们两面红绸锦旗,上书“为民族生存而战”及“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等字样。谢冰莹等团员个个慷慨激昂,发出了“不灭倭寇,誓不生还”的誓言。谢冰莹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们:“这是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又有什么令人钦佩的呢?不过假使我们战死了,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来。”在《一个女兵的自传》中,谢冰莹记载了一个细节:当时有四位女生,提着包袱和书本赶来参加她们的队伍,从下午6点,一直到深夜一点半,始终不肯离去。火车开了,她们还想跳上来。“因为她们都是穿的便服,而且没有学过看护,所以只好硬着心肠要她们回去,安慰她们,等到练好了之后,再加入第二批出发。”

谢冰莹称,她是本着“只有抗战才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只有参加这样的抗战,中国妇女才能得到解放”这一信念,才发动成立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她说:“北伐后,妇女的活动被‘到厨房去’的口号封锁过,以致妇运会曾一度消沉,但是今后的妇女要从家庭中打出一条血路来,这便要看妇女们是否能到前线去,和武装同志共同抗敌了。”

1937年9月20日,战地服务团抵达上海郊区嘉定。开战仅两天的淞沪保卫战,就有700多名伤员。由于伤员激增,药品、器械短缺,服务团紧张忙碌,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不仅要为伤员打针换药,还要喂饭、洗补衣服、写信、讲故事、唱歌、拉家常。野战医院离战场很近,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医院,险象环生。

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分为五组,每组有组长一人,组员三人,工作包括救护伤兵、民众宣传和侦缉汉奸。组外设正副团长各一人,会计、庶务一人,交际二人,宣传一人。团员里学过看护的占2/3,学过童军和军事训练的占1/3,工作时间为“九九六制”(即每天24小时分为三班,夜班工作6小时,其余两班工作9小时)。每个团员必具的条件是:身体健康,思想先进,耐劳吃苦,肯勇敢牺牲。团里有四项纪律,谁触犯一条,即被开除,非常严格:一要能牺牲家庭、爱人、丈夫儿女及一切;二要能切实工作,不唱高调,不抱其他企图;三绝对不能和军官谈恋爱;四要能与士兵共甘苦,同生死。在该团成立时,本来有四五十个人要求参加,到出发时,半数因条件不合格被淘汰。

在这样严格的纪律之下,全体团员的面貌也完全“军事化”了。她们一律穿灰色军衣,围皮带,裹绑腿,行军时携带水壶、急救包、干粮、军毯、饭碗、筷子、漱口杯等。她们的头发全是截短向两边分开的,脚上着黑胶底跑鞋,水粉、胭脂、高跟鞋等被悉数转赠给朋友。她们全体曾发誓:如果谁谈恋爱,就请回到后方去。

在战地服务期间,谢冰莹不仅要做好全团的组织领导工作,还担任了《大公报》《救亡日报》等多家报纸的特约记者,每天都要写几篇战地通讯。9月23日,她写道:“两天来,我们牺牲的官兵简直多得吓人,光是……团,团长阵亡,营长、连长都死了,谁也不觉得可怕,死伤越多,冲上去的人越勇敢,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牺牲精神。”9月24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弟兄是死不完的,敌人大炮飞机太厉害了,我们都是拿血肉和他们拼啊!一营完了,又有一营接上去,士兵完了,还有老百姓,丈夫完了,还有妻子,我们是永远死不完的。”

随着战役的深入,野战医院缺医少药十分严重,谢冰莹亲自到上海组织募捐。为尽快征集到前线急需的药品和物资,她还拜访了何香凝、柳亚子、胡愈之、郭沫若、田汉、沈兹九、范长江等人。何香凝于1937年10月2日赠诗谢冰莹:“征衣穿上到军中,巾帼英雄武士风。锦绣河山遭惨祸,深闺娘子去从戎。”田汉亦赠诗一首: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柳亚子则在1933年写有《送谢冰莹赴前线》诗:三载不相亲,意气还如旧。歼敌早归来,痛饮黄龙酒。”……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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