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八期 2020-09-02 钱之俊

│钱之俊

 

多年前,某位网友在豆瓣“钱锺书小组”贴出一则采访杨绛的访谈记录,很快引起关注。在这次拜访中,杨绛说话直接,对张爱玲等现当代作家、学者作了大异于常的评价,可谓“酷评”。很快,这番谈话引起了网友热议,这让那位发帖的网友很不安,非常担心给高龄的老人惹是生非,便回应材料是捏造出来的。

杨先生是否说过类似的话,其实,在那次受访的前三个月,她在下面这封给友人的信中便已有提及:

前天刘绪源赠我一本《翻书偶记》,序文是你的大笔,忙翻开细读,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略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夏志清很看中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锺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从照片可证)。我没有见过她。她的朋友苏青却来找过我。苏青很老实,她要我把她的《结婚十年》编成剧本。(2010年1月20日杨绛致钟叔河函)

【杨绛为何看不惯张爱玲】

关于杨绛对张爱玲的“差评”,网友们对钱、杨的批评几乎是“一边倒”的,他们认为这样的评价不是针对作品本身,而是有人身攻击和酸葡萄味道,张爱玲反倒在海外没有批评过钱锺书和杨绛,由此似乎高下立见了。

如果仅仅从嫉妒的心理来评价钱锺书和杨绛的批评,就过于狭隘了。钱锺书和杨绛当年沦陷上海,深受日人及汉奸奴役之苦,那时他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钱杨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杨绛在致钟叔河的信中,也清楚表明了这种态度,所以他们对张爱玲当时委身胡兰成、在日人背景的刊物发表文章等有本能的反感,对张钟情写男女之情调的文字更是不以为然。

那时候,已有文坛前辈希望张爱惜羽毛,免遭千古骂名,通过各种方式劝诫她。郑振铎就曾托柯灵带话给张爱玲,让她不要到处发表作品,等待河清海晏之时再出版也不迟。但张爱玲那时刚出名,风生水起,哪里有这种意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爱玲在大陆重新热起来,情理上,钱锺书和杨绛是不能接受的,这也可能是很多受过日伪统治的老辈知识分子的共同感受。他们应该会对年轻一代读者的价值取向产生怀疑,或者觉得有必要提醒读者被捧者的历史背景。

杨先生信中承认张爱玲“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这种评价和杨绛早期所接受的家庭环境熏陶与教育分不开。张爱玲是在一个沉闷的、家道中落的旧式大家庭中长大,父亲是公子哥,父母吸大烟,后离异,父亲又续娶,父母又复合、争吵……张爱玲大学未毕业,便因战事由港返沪,又被父亲严厉管束,一度还被禁闭,以至于最后逃离家庭。而杨绛的少女生活很幸福,父慈母爱,父亲早年留学海外,思想开明,家中兄弟姐妹和睦,她也接受了完整的现代教育,婚姻更是羡煞旁观者。这正如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杨绛是不能体验张爱玲的人生遭际和个人选择的。她们是截然不同、色彩鲜明的两类知识分子。

从年龄上看,钱锺书与杨绛比张爱玲长了十岁。张爱玲写出成名作的那几年,才二十多岁,人生才开始,是个认为“出名要趁早”的年纪,钱锺书等观察她的姿态,肯定不同于对平辈和长辈的姿态。所以,钱锺书与杨绛只不过说了真心话,说他们“嫉妒”,是谈不上的。

倒不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爱玲在大陆走红开始,而是在很早以前,钱锺书与杨绛对世人将他们和张爱玲相提并论就颇为抵触。杨绛不满“把钱锺书与张爱玲放在一起捧”,是指夏志清在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以大篇幅写了钱锺书外,还写了张爱玲。《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在海外汉学界影响很大。该书称钱锺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而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夏志清以非主流的眼光,不惜重词肯定了钱锺书与张爱玲等作家的成就,推翻了一般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刻板认识,也把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等快被遗忘的作家重新挖掘了出来。钱锺书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才看到夏志清的论著,虽有感激,也有失望,杨绛亦然。出版家李景端回忆,有一套“书香才女丛书”,主编原想把冰心、杨绛、张爱玲、林徽因等人的作品各出一本,杨绛借故推却了。她告诉李景端,她不想同张爱玲列在一起。(李景端《我与译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但据宋以朗说,他有一本书,名《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1991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他认为“杨绛当年一定是同意这安排的”,这也未必。

杨先生逝世前,知道自己评价张爱玲的话已流布于世,这是她始料未及的。在自撰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她生气于某位为她立传的作者将“网上胡编乱传的所谓‘杨绛谈张爱玲……’全部收入”,似以此尽量挽回负面影响。……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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