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四期 2022-05-10 徐秀丽


│徐秀丽

 

2012年5月做完“李敦白口述历史”访谈部分工作后,李先生返回美国。原以为,今后会有许多次再见的机会。用李先生自己的话说,他“年方九十”;他身体健康,每年往返中国,而且还能自己开车;他头脑灵活,紧跟时代,当时正密切关注美国“占领运动”的进展和方向;他谈话中充满“李氏幽默”……但李先生回家不久即摔伤坐骨,虽然不屈不挠地康复,毕竟影响长途旅行。非常遗憾的是,李先生于2019年8月以98岁高龄谢世前,我也一直没有找到去西雅图探望的机会。但我们一直保持邮件往来,除商谈后续工作之外,多涉及时事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最新发展。李先生给我的最后一个邮件写于2018年9月2日,告知本年2月间他经历了“心脏大动脉闸门替换手术”并安装了起搏器,年纪不小,情况复杂,有过比较长的康复期”。他关注中美贸易战情况,说“愚蠢的贸易战,特朗普一定要失败。造成了一时的困难,但我觉得会更促使中国发展自己的芯片生产,不要依靠从美国进口”。他还说,“我们在奔走呼喊,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澄清中国的真相,促进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合作。这还是我们最乐于做的事”。

李敦白先生逝世一年多了,这位“中国的美国人”的传奇人生,他对中国的无比热爱,他对过去和未来的深入思考,仍时时触发回响。

 

与中国的情缘

 

李敦白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美籍中共党员。他1921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律师家庭,大学期间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应征入伍,1945年9月作为美军士兵到昆明。1946年退伍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驻上海)工作,旋至张家口参加中国革命,经李先念、王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与中共和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他长期在新华社从事英语广播工作,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以及陈毅、聂荣臻、李先念、王震、王光美等中共重要人物均有直接接触。

李敦白1955年起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1980年初,李敦白返回美国并转而经商。

在帮助新中国建设的众多外国专家中,李敦白可能是唯一在青年时代即开始在本国从事实际革命活动的一位。二战中应征入伍后,他被部队选派到斯坦福大学接受语言培训。原被指定学日语,但他相信,美国所在的同盟国一定会胜利,如果战后作为语言专家被派到日本,可能长期不能返回美国,而他一心想尽快回国继续从事劳工运动,这是他改学中文的一个主要原因——等他们这些中文专家到中国时,二战已经结束,他们只不过是替补一部分退伍老兵的工作。他完全没有想到,会在中国一住35年,从24岁到59岁,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在这个似乎遥不可及的东方国家度过,并对之产生了终生不渝的深厚感情。

在面临退伍时,他坚决要求留在中国。有两个原因影响了他的决定。

第一,他在昆明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从地下党那里了解了一些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情况,很想到这些地方去看看。昆明的地下党员还说毛泽东主席正在学英语,建议他去当英语老师。

第二,“木仙之死”让他感觉到中国人民遭受的巨大不公,激发起他强烈的正义感,以及参与到消灭这一不公的组织的强烈动机。

李敦白先生反复强调,影响他人生选择的有两件至关重要的事件,一件是老家查尔斯顿一位黑人青年无辜惨遭毒打,另一件即木仙之死。

13岁时,一天晚上出门看朋友,回家路上看到一个年轻黑人在人行道上正常行走,后面跟着一个胖胖的、个子高大的醉酒白人。那个白人不断在黑人背后推搡、咒骂,黑人不理他,继续走。后来黑人转进一个小胡同,要回家,白人狠狠地抓住他,使劲摇晃,黑人回身推了他两下,这个醉鬼就倒在地上了。黑人走回他的小屋,白人爬起来跟了过去。李敦白心道不好,要出事,马上报告了巡逻的警察。警察说好好好,我们管,你回家吧。但少年李敦白不回家,站在马路对面看。不一会,警察拉着黑人青年出来,其中一个不断地用棍子打黑人脑袋,白人醉鬼跟在他们后面,嘴里还在骂骂咧咧。满脸鲜血的黑人青年被拉上警车后,还在继续遭殴打。歧视黑人在1930年代的美国南方司空见惯,但眼前的暴力让李敦白特别吃惊。那天,他父母正在郊区跟一对朋友打桥牌,他拼命跑,拼命跑,一口气跑了四五英里。当他喘着粗气叙述了事情经过后,四个大人中有三个哈哈大笑,其中包括他的母亲,说这个傻孩子,为了一个黑人挨打的事,竟急成这样。第二天下午,他又跟他的姑姑说起这件事,问她,怎么可能有这么不公道的事情?她说,告诉你吧,实际上没有什么公道,你有多少钱,你就可以买多少公道;你没有钱,你就没有公道。李敦白不能接受“没有公道”的事实,心想,总要找个讲公道的地方。这是他在大学期间参加美共组织、帮助劳工维权的重要心理基础。

李木仙是一个李敦白从来没有见过的昆明小姑娘,她的生命在李敦白到中国之前,就永远定格在了十二岁。她死在一辆由一个醉酒的美国大兵驾驶的大卡车的车轮下。李敦白到昆明后,在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处理民事赔偿工作。有一天,木仙的父亲李瑞山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李敦白调查后提交了报告,负责赔偿的上校判了微不足道的二十六美元。李敦白气坏了,强烈抗议,但上校说,他的判决有充分依据。他说,赔偿金额是根据被撞人的赚钱能力和丧葬费用确定的,李木仙是个小孩,不会赚钱,她的死不会影响家庭收入,而一个小杉木棺材值不了几个钱。李敦白说,他前几天处理的一桩马匹赔偿案,金额也比这高得多。上校说,马匹有市场价格,我们当然得按市价赔偿。李敦白非常气愤:在这些人眼里,中国的穷人还不如一匹马!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更加吃惊并且悲哀。木仙的父亲李瑞山不但平静地接受了二十六美元,而且跋涉几里地到李敦白的办公室,送给他六美元,表示他的感谢。李敦白胸闷到无法呼吸。无疑,自己在无意中也成了李瑞山的压迫者中的一员,而且被他平静地认可和接受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些可怜无助的人。……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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