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30 朱相远

抵制“三俗”之我见

   朱相远

 

楚人宋玉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 目前,“三俗”之风已“侵淫溪谷”久矣,若再任其发展到“盛怒于土囊之口”,就为时晚矣。

 

【辨析“三俗”的界限】

文化本应雅俗共赏,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同唱,因而对于“俗”要严加辨析。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必须抵制,但世俗化、通俗化、民俗化则必须坚持。

文化世俗化,原指欧洲把文化从中世纪一统天下的宗教中解放出来,又指文化从封建专制主义形态中解放出来,回归人民的世俗生活中,也指文化产业化进入市场。世俗化是文化的现实主义化,是一种文化的进步。文化通俗化,是指把文化从象牙塔及精神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回归人民大众。通俗科普、通俗历史、通俗歌曲、通俗文学等,正是文化大众化的表现。文化民俗化,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各种习俗、风俗、时俗,如祭祖、敬天、春节等,我们常说“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就指民俗化。这正是文化民族化的表现。

可见,我们常说“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文化”就是指这好“三俗”。目前我们抵制的“三俗”,绝不包含这些。

文化庸俗化,指将文化极端功利化,丧失了文化固有的品格。比如学术上的庸俗化,肆意篡改、戏说历史,为一时一事的利益服务;哲学、思想原则庸俗化,当作宣传的标签简单套用;官场文化庸俗化,表现为吹吹拍拍,拉帮结派,从灰色地带走向腐败;文艺上的庸俗化,是把文艺纯粹当作追逐利润的工具,宣扬“赚钱就是一切”。文化低俗化,即粗俗化,把文化当作纯功利的手段,必然在内容上粗制滥造,以致俗不可耐。文化媚俗化,是指为了无原则地获取最大利益,完全放弃文化的社会教化责任,专门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或纯感官刺激。

这好“三俗”与坏“三俗”,有着天壤之别。其根本区别在于,好“三俗”崇尚真、善、美;坏“三俗”追求假、丑、恶。

 

【剖析“三俗”的根源】

文化中“三俗”盛行,不能归咎于市场化。市场化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创新,同“三俗”并无必然联系。当前之所以“三俗”横流,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人文环境背景。

落后的农耕自然经济、僵死的封建王朝体制、黑暗的文化专制主义,历史上一直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三座大山”。五四运动后,工业经济、市场经济开始发展,千年封建王朝制度解体,文化专制主义的威力大为削弱。在“五四”影响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更将中国推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我们曾照搬苏联模式,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用高度集权的人治取代民主法治,用文化专制主义取代文化自由。在这条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左倾路线指导下,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背离了现代化方向,以致发生“文革”这样的极端事件。“文革”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革文化的命。将“五四”以来吸收的世界先进文化、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一律当作“封资修”而彻底摧残,开创了中国“三俗”文化之先河。

首先是把哲学指导思想庸俗化。在林彪推行的“活学活用”运动中,把毛泽东思想彻底庸俗化。邓小平早在1960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就严肃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83页)

极端功利化、赤裸的实用主义;目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手段、形式则是可任意选择的,这就是庸俗化的本质。“文革”时这种庸俗化是为了取得政治利益,当下这种庸俗化,是为取得个人的名利,尤其是经济利益。虽形式不同,本质却一致。

其次,看看低俗化。五四运动伊始到20世纪30年代,在文学、音乐、美术、电影、戏剧等方面,出现了许多大家和传世之作,中国现代文化空前繁荣,雅俗共赏。至今,中国“30年代文艺”的繁荣,仍不失为人类近代文化发展史中的一朵奇葩。

直到建国初期,我们仍努力贯彻“双百”方针,使新中国文化艺术逐渐复苏走向繁荣。但好景不长,从围剿《武训传》,到批判俞平伯、胡适、胡风,经“反右”再发展到“文革”,整个文化界,在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口号下,逐步走向低俗化。不仅高雅文化,连通俗文化、民间文化,也被低俗、粗俗的“斗争文化”所取代。“文革”时遍地标语口号,一片红海洋,挂牌子、戴高帽、坐喷气式、示众丑化,语言之粗俗,诸如“砸烂狗头”等,充斥于世。许多不堪受辱的文化人士,不得不以死抗争。整个“红卫兵”文化,就是低俗化、粗俗化之极致。这种不文明的野蛮、粗暴,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文明素质。从此,霸道、匪气、冷血取代了温、良、恭、俭、让。

“文革”刚结束后,有名人警言:“文革”恶果将要影响中国几代人。起初笔者并不理解,如今看到历史实践之结果,方知确实如此。但现在又有多少人,还记得住这些警言呢!眼下研讨各类文化社会问题,都从现实中找原因,而忽略历史的延续性,就好像中国从未发生过“文革”一样。

再来看媚俗化。“文革”时的文化是媚上,一切看上面掌权者的脸色,以吹捧、献媚求得生存。这种见风使舵的文化,同样影响了几代人。如今除媚上外,更多是媚于金钱与功名。为了追逐名利,可以哗众取宠、笼络粉丝、献媚于投资者及某些媒体,以取得名利双收。

综上可见,“三俗”根植于社会,社会存在“三俗”的基础,就必然有“三俗”的需求与生存环境,归根到底,是国民素质不高所致。主要表现为国民审美素质的欠缺。例如“反右”前,中国教育方针中,还是“德智体美”四个字;反右后,“美”就消失了。从此美学、美育成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同义词,中学里也弱化了音乐与美术课。不爱红装爱武装,人们不再追求美,而以暴力为时尚,这就将“三俗”文化基因,深深渗透进中国人的文化DNA中了。直到“十六大”才重申“德智体美”,但至今美育尚未真正到位。

综上可见,“三俗”之风,生之于“左”,起于“文革”之末。进入新时期后,境外各种文化思潮涌入,学好的难,学坏的十分容易,“三俗”开始“侵淫溪谷”也就不足为怪了。

 

【研析“三俗”的治理】

文化“三俗”由来已久,必须边调边治,标本兼治,才能固本清源,最终达到本正病除。

首先,应坚持 “双百”方针,清除文化专制主义影响,逐步依法扩大文化的自由度。“文革”中的文化专制主义横行,除直接导致文化“三俗”外,也造成转型期中,文化的逆势反应。当今这种文化“三俗”的涌动,其实是由于长期文化专制主义,堵塞各种文路,聚集出强大的“势能”。一旦堤坝突破决口,各种污泥、浊水也就乘机发泄千里,益不可收。因此,抵制“三俗”决不能再用行政手段,越堵势能越大,而要靠疏,进行引导,逐渐排解。

最近有人在公开谈话中,把文化的低俗化同娱乐化并立。这就有悖于“双百”方针。文艺除具有教化功能外,也有娱乐功能。现代的休闲娱乐业,除各种游戏软件,也包括娱乐片、小品等,甚至打牌、搓麻。人们劳累之余轻松取乐,纯属正常,不能把娱乐化等同于低俗化。有些令人捧腹的娱乐片也很高雅、幽默;有些生硬说教的思想片,也充满庸俗与低俗,这应由社会实践来检验。

其次,应加强文化立法,依法治文。进入新时期以来,遵循依法治国,全国人大已制定了上百部法律,但涉及文化的立法数目太少,仅有文物保护法、图书馆法、著作权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几部,寥若晨星。文化缺少法律依据,就只能人治,靠批示,靠政策,靠文件。这对于克服“三俗”,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是致命的缺陷。文化缺少法律依据,也使文化批评变得无章可循,形同虚设。严肃、公正、尖锐的文化批评早让位于文化炒作。肉麻的吹捧,变相的烘托,八卦的传闻,噱头的策划,学术的点缀,广告的包装,粉丝的追崇,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第三,应大力支持文化创新。唯有“出新”,方可“推陈”,创新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急功近利的“三俗”文化是没有创新意识的,只能一味模仿、抄袭、粗制滥造,因而经不起竞争。若有一批创新文化出现,“三俗”文化也就落于下风了。然而,文化创新需要高投入:一是时间的投入,耐不住寂寞,不投入一定时间,只能搞“快餐”文化;二是人才的投入,没有创新能力的庸庸之辈,只能炮制、模仿;三是资金的投入,富于创新能力的年轻人,往往经济拮据,必须给予资金支持。这些,就得靠政府的文化部门来主持,因为除文化产业还有文化事业,不能抓了产业丢了事业。为了文化的社会公益性,政府要在文化事业上加大投入,应将文化创新列入文化事业范围,给予资助。

第四,切实加强美育,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过去因穷,一些人显得寒酸、委琐、麻木、茫然;如今稍富,又显得暴发、炫富、轻浮、张扬。这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血脉传承,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使许多国人感到尴尬、无奈。

笔者深思,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可能比经济的现代化要艰难得多。计划经济留下的影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已化解大半,但“文革”造成的文化“三俗”影响,恐须经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才能逐步克服。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这个历史进程将始于经济复兴,而成于文化复兴。抵制“三俗”,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只是拉开迈向文化大国序幕的一角。但愿成功的一半,能源于这良好的开始。

 

(作者系第七、八届民建中央副主席,第九、十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2,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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