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09 雷鼎鸣

市场要多一点,政府要少一点

               雷鼎鸣

 

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的政府出手救市,加强了政府干预的力度,引发了“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讨论。笔者认为政府有它应该扮演的角色,但重点应在市场调整。在以下三方面,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应分清楚:

货币供应量。这是政府应该管的,政府应保证货币供应量稳定增加,避免大起大落。近两年中国因“救市”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增长幅度一度达到28%29%,一般情况下这会引发通货膨胀,但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数字看,中国只有通胀的苗头。这是因为在中国,民众的钱更多不是用于吃饭、购物等日常消费,而是投资住房等固定资产,而房地产是没计入CPI的。因此,以CPI为通胀指标,几乎不存在通胀,但以房地产价格为指标,通胀是很严重的。

财政政策。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拿出大笔资金救市。救市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市场平稳,但这种不靠市场而靠政府的调控,效果可能并不理想,首先是这笔钱花不花得出去的问题。这里说的“花钱”是指政府投资有收益的项目,不是请人在地面挖个洞再填回去。但在短期内,政府不一定能找到很多好的项目。美国的救市资金就有大部分还花不出去。钱真正花出去可能是两三年之后,到时的经济是否还需要这样刺激,很难说。这样,政府不但救不了市,反而可能造成新的不稳定。在中国,救市的效果比发达国家要好一点,因为中国社会资本的积累还没饱和,打个比方,一个地方建第一条公路或铁路效益是很大的,再建第二条、第三条……到一个临界点成本效益就递减了。中国在过去30年虽然大力投资基建和铁路,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很多地方的交通和基建还很不发达。在我看来,中国建高铁就是一个效益较高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有一些空间,但长远来说,这种突然拿出很多钱用于投资的做法,效果是存疑的。

调整经济结构。国际上有另一个专有名词,叫“工业政策”,即政府认为某个行业有发展前景,就通过津贴、政策优惠等方式刺激其增长。尽管许多国家都采用这一做法,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如果一个行业有前景,企业家自然会去投资,就不用政府补贴了;如果一个行业要靠政府补贴才能生存,证明这个行业没有竞争力,即使它将来有钱赚,现在投资也太早了。比如中国的汽车行业,我记得1987年在大连教中国第一批MBA(工商管理硕士)时,看到新闻报道,说长春有一家货车公司完成了生产线转型,从转型前生产1945年的苏联货车模式,转向生产1972年的苏联货车模式。苏联的汽车制造是很一般的,而我们转型成功才生产苏联十几年前的货车,说明当时中国汽车行业的效率是很低的。后来放开了市场,现在发展得很好。但试想,如果当时继续由国家补贴生产,不仅浪费金钱,还会使资金积累变慢,最后拖慢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步伐。

世界上很多相关研究证明,政府试图以各种手段去改变经济结构,效果是很差的。中国也有过教训。上世纪50年代,中国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当时重工业相当于今天的高科技行业,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标志,也是提升国民经济结构的重点行业。应该说,政府的用意是好的,但这种重工业政策明显带有苏联模式或受其影响,效果欠佳。林毅夫写过一本书《中国的奇迹》,分析这种政策如何导致中国经济的巨大损失。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当时劳动力充裕、资金缺乏,应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资金密集型产品。逆市场而行,搞资金密集型工业,无论从创富还是就业角度,效果都是很差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政策,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经济取得很大成功。但不是说中国永远只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经济增长,资本越来越多,中国就应逐渐转型生产资金密集型产品了。实际上,这种转型也一直在进行。

市场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即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根据赚最多钱、最符合社会成本效益来调节自己的经济活动时,资金和技术也会提升,经济结构转型更容易实现。

对于经济结构,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但可以通过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来调整。以台湾为例。台湾的电子工业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某些产品甚至有垄断地位。但回看台湾的工业发展史,却发现很奇怪:当时台湾实行工业政策,要补贴一些行业,但补贴大部分给了夕阳行业,比如纺织业等,电子行业几乎没有得到帮助。那电子行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上世纪5080年代,很多台湾学生出国留学,大多学理工科,到了大概1985年后,由于台湾与国外的收入差距慢慢缩小,很多留学生开始回台。他们有技术,也有经商经验,不久就使得台湾的电子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见,台湾的电子行业发展,并不在于政府补贴,而是有点偶然性的,得益于教育。当然,中国大陆可以有意识地投资教育,但教育也面临三个问题:一是量不足,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占GDP的比重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但中国家庭投入子女教育的开支和时间是很高的,这部分抵消了政府投入的不足。二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所占份额太小,大部分资金都投入了大学;投资大学本来没错,但钱太集中在几所好的大学,而且钱到了大学,很大部分用于建大楼,而不是聘请大师。三是一流大学的学位太少,家长花费了大量金钱和时间投资子女教育,但孩子还是很难进入一流大学,这造成很多大城市的年轻一辈不想要孩子。我做过一个调查,根据2005年的人口普查,在北京和上海平均一个女人生0.67个小孩,连独生子女的限额都达不到。所以说,政府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投资教育,增加教育经费。

总的来说,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政策大方向是对的,所以才有人类历史上持续的高增长。回顾中国近30年的发展,有一条清晰的线索:1978年基本没有民企,而国企的效率是较差的。中国采用的办法是实行双轨制,允许国企存在,同时鼓励民企发展。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东欧的震荡疗法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随着不断发展,中国的集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份额,曾一度与国企的份额相当,但现在又降低了。当然,比起30年前,今天的国企效率提高了很多,因为它内部也在不断改革,而且多少也面对市场的压力。但如果计算创富能力,即一块钱创造了多少财富,民企的成本效益是高于国企的,而且民企能创造更多的就业职位。从账面看,国企是赚钱的,但不应忽略,国企占据了更多的资源和政策优惠。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千方百计希望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本来政府不应有任何偏袒,而要让它们自由竞争,但在中国,民企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影响力却不及国企。2008年底,我去过两次杭州,参加民营企业组织的座谈会,会上一些民营企业家“吐苦水”,说他们现在压力很大,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又面临着贷款难等问题。

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不是市场太多,政府太少的问题,而是相反,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机制还不健全,而政府还是干预太多,管了许多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这是需要加以总结和改进的。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教授,本文由本刊记者曾东萍采访整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2,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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