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09 谢宗玉

也议“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谢宗玉

 

2010年《同舟共进》第4期吴江先生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能否相提并论》,颇为受益。吴先生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并未从人性的幽微角度,对德治与法治加以诠释,这里我不妨冒昧补充几句。

德治和法治的源头是基于人性的善恶论。一般说来,“人性善”论是德治的出发点,“人性恶”论是法治的出发点。德治的重点在于扬善,而法治的重点在于惩恶;德治对为恶者无可奈何,而法治对为善者却不能褒奖。所以完整的社会体系,应是把法治和德治巧妙地糅合起来,两者缺一不可。这种观点大致正确,但谁为主、谁为辅,却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吴江先生最为担忧之处。

其实不管德治也好,法治也罢,为善者和为恶者是不能完全隔离开来的。事实上,很多善行中藏有恶因,而不少恶行中又含善意;没有纯粹的善者,也没有绝对的恶人。不论是德治还是法治,我们针对的都不应该是人,而应该具体针对人的某项行为。人的行为就像一张PH值试纸,酸性和碱性是可以改变的——当善意含量升高时,行为就被认定为行善;而当恶意含量飙升时,行为就被认定为作恶。德治瞄准的是行为中的善因,法治瞄准的则是行为中的恶意。《水浒》中杨志一刀将泼皮牛二砍了,行为中的善恶成分差距不大,所以德治者称赞他的行为,而法治者否定他的行为。唐朝武则天主政期间,同州一个姓徐的百姓被一个姓赵的县吏所杀,他的儿子徐元庆为报父仇,毅然杀死了姓赵的县吏,并自投官府服罪。事后朝廷听从了谏官陈子昂的建议,对徐元庆作以下处理:其一,依律令,判处徐元庆死刑;其二,由朝廷出面,为徐元庆立碑设匾,表彰他舍身尽孝的行为。这是法治德治一齐端上。

颂扬一个人行为中的善意,会使这个人在下一行为中表现得更善,也可使周围人竞相模仿。而因行为中的恶意去惩罚一个人,会使这个人在下一行为中因心存恐惧而减少恶的成分,同时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当然,也会得到相反的结果,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希特勒。当德国绝大多数人都去颂扬希特勒的“善行”时,行为中恶的成分便陡然上涨,就像川剧中的“变脸”,人们为之倾倒的行为一下子变得面目狰狞起来。从物种繁衍来说,自私是万物繁衍的前提,人也一样,善行的出发点同样是建立在私欲之上,所以颂扬善行应是有节制的。同样,惩罚恶行也需要节制,当惩罚力度肆意加大,惩罚范围肆意扩张,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一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局面,这时政权也就岌岌可危了。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德治为主。德治虽不能惩恶,但却能运用舆论的力量去贬责恶行,所谓“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农耕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周围都是熟人,一个人一旦作恶,便会成为一辈子的污点。亲人侧目而视,朋友指指点点,这时他无形中就生活在一个惩治的场所,那滋味不会比坐牢好受多少。坐牢还是有期限的,而这种道德上的指责却是无期限的。犯有恶行的人要想改变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非得“洗心革面”不可。这才是封闭的农耕社会以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的最大原因。

在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人口流动频率高,周围尽是陌生人,谁有“案底”,谁有恶行,无人知道。想要用道德来制裁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所以开放的商品经济社会,只能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法律惩罚了某项恶行,再借助媒体宣布惩罚结果,让为恶者和其他人都不敢再越雷池。至于官员的贪腐问题,这跟整个政治体制有关,跟法治和德治关系不大。要知道,法律虽然是从道德中“提炼”出来的,但在现代商业社会,道德的舆论力量缺失后,法律就成了道德当仁不让的卫士。这就是说,如果法律都制止不了“贪腐”,也就不必奢求道德能有所作为。因官员的贪腐问题,就把德治提到与法治并驾齐驱的位置,实在有点愚不可及。其弊端吴江先生已说得非常清楚,这里不再多议。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2,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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