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09 安立志

《国际歌》谈屑

   安立志

 

 

《国际歌》:否定极左思潮的精神武器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列宁语),它不仅是一首歌,它既是旗帜,也是哲学,是歌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国际歌》作者逝世25周年时撰写了著名的《欧仁•鲍狄埃》。毛泽东同样重视《国际歌》,在战争年代就曾赋诗:“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多年来,虽然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纷繁复杂,但每逢召开党和工会的代表大会、庆祝大会及其他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我们仍要高奏(唱)《国际歌》。

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国际歌》曾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革命战争年代,《国际歌》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歌;在和平建设时期,《国际歌》也始终是与国歌并重的政治歌曲;在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国际歌》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从纠正“文革”的极左错误开始的,《国际歌》中所蕴含的思想力量也是否定极左思潮的精神武器。比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之于否定个人崇拜;“让思想冲破牢笼”之于坚持解放思想;“要为真理而斗争”之于强调实践标准;“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之于劳动创造财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之于历史创造主体……无不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华。

 

鲜为人知的《国际歌》本来面目

 

《国际歌》原本是法国工人诗人、巴黎公社战士欧仁•鲍狄埃于1871年公社失败时创作的一首长诗。在鲍狄埃去世的第二年,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以满腔激情为长诗谱曲,从此,这首歌唱遍全世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国际歌》的原名,它的法文名字“LInternationale”,其实是“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是以马克思为灵魂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当时简称“国际”(后被称为“第一国际”)。这首歌后来被称为《国际歌》,大抵与此有关。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将《国际歌》译为中文时,出于音乐节拍的考虑,将歌中的“Internationale”音译为“英特纳雄耐尔”,是一个重要贡献。瞿秋白曾对曹靖华说:“‘国际(英特纳雄耐尔)’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时可以和各国的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此后,不同译本也有将“英特纳雄耐尔”译为“国际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的,但它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本义,人们往往不甚留意。

《国际歌》在传播过程中曾被译为多种文字,由于各国历史、文化的差异,今天的《国际歌》,其用语和表达较之原文已有较大出入。比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在法文中“热血”应为“理性”;“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在法文中“一无所有”应为“一钱不值”等。在翻译过程中,这些词汇的改变,有的变得更加直观,有的变得更加贴切,有的变得更符合中文的语境,这都在能够理解的范畴之内。然而,《国际歌》发生的最大改变,并不是不同语言的翻译问题,而是其版本是否完整的问题,这是许多歌唱者都不知道的。国人熟悉的中文版《国际歌》有3节歌词,这其实是照搬苏联的结果,而鲍狄埃的原版作品,却有6节歌词。190012月,正在从事秘密斗争的列宁,将《国际歌》的第一、二、六节和副歌歌词刊登在《火星报》上。瞿秋白在将《国际歌》译为中文时,是参照俄文版,从法文版转译而来的。早期的中共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因此,《国际歌》也参照了俄文版的格局。瞿秋白在其译本说明中曾披露过这一事实:“法文原稿,本有6节,然各国通行歌唱的只有3节,中国译文也暂限于此。”《国际歌》歌词删减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需要从原歌词中去找答案。

2000324的《解放军报》刊登了《人民文学》原副总编辑、著名文学翻译家绿原先生的文章——《〈国际歌〉译文改动真相》。为了对照,绿原先生用“公约数式的汉语”将鲍狄埃的法文原文进行了翻译,未列入通用版本的第三、四、五节歌词如下:

 

……(第三节)国家在压迫/法律在欺骗/赋税把倒霉人敲榨/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仰人鼻息的苦恼受够了/平等要讲另外的法律/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它说/同样/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第四节)那些矿山和铁道的大王们/骑在人头上令人心惊/除了劫掠劳动果实/他们可曾干过别的事情/众人创造的一切都落进了/这些家伙们坚固的保险箱/人们宣布归还他们的一切/只希望享有他们所应享/(第五节)大王们用梦想麻醉我们/对自己人讲和平/对暴君要作战/要在军队中间鼓动罢工/朝空中挥舞枪托/把队伍解散/如果他们/那些吃人野兽/坚持要我们去当兵/他们很快会明白我们的子弹/属于我们自己的将军……欧仁•鲍狄埃,巴黎,18716月。

 

从鲍狄埃的原作看,我们耳熟能详、广泛传唱的三节歌词,可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与战斗口号,从它对于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众集会的适应性来看,这样的剪辑是得到广泛认可的。而被删减的三节歌词则可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纲领。比如,第三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律和赋税;第四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经济要求,针对的是财富的来源和资产阶级的剥削;第五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军事要求,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军队。它们之所以被删减,除了歌词全文太长,不适合群众演唱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有人曾有这样的担心:这三段歌词如果也像一、二、六节歌词那样广泛传播,是否会在少数工人中产生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

 

歌里歌外:理想与现实的抵牾

 

《国际歌》并不为特定的政党和国家所专有,它是属于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政党的。这首歌在“二战”前,曾在各国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中广泛传唱。《国际歌》诞生于第一国际,并曾成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会歌。第二国际后期分裂为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和以欧洲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社会党等)为代表的社会党国际,虽然二者的政治主张与发展道路不同,但追求的目标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有着共同的标志,就是《国际歌》。经过百年变迁,苏联模式失败了,而北欧模式倒是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失败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计划经济、专制政体的苏联模式的失败,发展则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前者说的是经济基础,后者说的是上层建筑。从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治理可以得出实践的证据,说明小平的见解是正确的。

《国际歌》在我国可谓命运多舛。其实它所强调的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神权、君权为代表的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力量与权力。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却出现了十分荒诞的社会现象: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往往是开始曲奏《东方红》,结束曲奏《国际歌》,前者刚刚唱完“他是人民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后者就接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种荒唐的状况,直到“文革”谢幕才告结束。

1971年,以“九一三”事件为标志,“文革”开始由狂热走向没落。在这一年的89月间,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南方巡视,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他还说,对《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在作上述谈话时,全国规模的“早请示”、“晚汇报”尚余绪未歇,“语录歌”、“忠字舞”的狂热依旧遗风荡漾。领袖的谈话与社会的现实,竟然如此抵牾,大相径庭。

 

假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假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文章,后收入我的《工会组织与和谐社会》一书。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始终以“亚非拉人民大团结”相号召,以第三世界的领头羊自居,也确实赢得了亚非拉人民的信赖与支持。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为实施“走出去”战略,许多中国企业跨出国门投资非洲、拉美和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文革”中,中国政府谴责西方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商品倾销市场、资本投资场所和原料供应产地。风水轮流转,不过20年时间,中国在亚非拉人民面前不再是过去的穷哥们,已经成了财大气粗的投资商。中国企业在境内外投资经营活动中的角色,变成了劳资关系中的“资方”。

有时我在想,假如有一天,当这些中外雇员高喊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高唱着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把中国的投资者当作资本家,要求与之进行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的谈判与斗争时,那该是多么大的角色倒置或历史讽刺呀!

据报道,在南方某地,为了保障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当地出台了一条“新规定”,就是凡有打工者参加的集会和活动,一律不准播放和演奏《国际歌》。工人阶级的政权建立60年来,何以竟然对《国际歌》害怕起来?何以对作为自己阶级基础的工人群众害怕起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除了执政党内部分成员发生了角色变异和立场变异之外,这一现象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大批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生存状况,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容乐观的。不少职工工作、生活在“血汗工厂”中。最近发生在沿海地区的工人接连坠楼和罢工事件说明,作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们不仅没有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一些人甚至生活与生命都难以保障。如果不能保障职工的生命、健康和尊严,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资本、劳动、政府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如果不能适当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与利益关系,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2,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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