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期 2018-01-11 任玉岭

│任玉岭(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原国务院参事,本刊编委)

 

改革开放的1978年正逢我年富力强的40周岁,从那时至今,我先后工作于北京、北海、深圳、昆明、成都、广州,后又回京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至今没有停步,仍奔波于各地,或参加调研或出席会议,同上上下下接触较多。基于我的广泛阅历,使我有机会参与和了解改革开放的更多情况与细节。为此,我欣然同意《同舟共进》的约稿,我作为《同舟共进》的老编委,很愿意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谈谈我对改革开放的认知和感受。

改革开放之初

树有根、水有源。中国改革开放既是原有发展基础上的继续前行,也是客观需求的积极推动。1978年时,新中国已成立近30年,我国既取得了诸多成就,也受到了“文革”的干扰。但总的看来,改革开放应是水到渠成的顺势而为,是在大势所趋、国情所迫、国运所系、民情所需的基础上得以启动的,它有着政治、经济、人才、国防以及外交基础。不过,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怎么开放,怎么改革,从哪开放,从哪改革,既需要高屋建瓴的设计师发号施令,正确指导,更需要各方的精密组织和行动。据我了解,改革开放的启动至少是从以下5个方面入手的。

邓小平复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计时是由1978年开始的。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邓小平是这一年复出的。1978年3月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一批革命同志呼吁“邓小平应彻底恢复名誉,出来主持工作”,大会闭幕时,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并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代表团走出国门,开眼界、搞引进。1978年外事活动极为频繁,截止到9月,中央派出了多个代表团,分头走访了31个国家,并接待了15个国家的领导人。10月22日,邓小平到日本访问。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国门的敞开不仅为各方面走出去、开眼界、搞引进奠定了基础,也为增进同国外的联系,吸引外商投资创造了条件。例如,上海宝山钢铁厂、天津化纤厂等一批大型项目被引入国内,与此同时开放外资在中国的投入,诸如北京的建国饭店、兆龙饭店,广州的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白天鹅宾馆都是那时启建的。

1981年,我被借调到国家科委组织生物技术的“六五”科技攻关,为了学习国外生物技术开发经验,由国家科委组团,吸收上海、广东和中科院的专家参加,到英国考察了7个城市约20家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接着参加了广东组织的中国生物工程考察团,走访了欧洲11国,同国外建立了广泛联系。此后,世界遗传工程中心中国分中心及欧洲共同体—中国生物中心开始在中国组建。欧共体还根据协议,为我方提供一批留学生名额,让他们有机会走进欧洲。

此后,我又参加了国家科委的考察团,考察了日、美、加、德、奥、匈等国,引进了“一村一品”的发展理念、做法和“公司+农户”的农业合作社经营模式,以及中国第一个配餐西红柿种子,第一个活性干酵母生产技术等。并从加拿大引进了第一个饲料添加剂工厂装备,于广东顺德北滘镇建厂,从而推动了饲料工业的大发展。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又通过国家星火计划,在北滘镇星火计划密集区内引进了第一条易拉罐生产线、第一个花卉大棚、第一个国外投资的食品加工厂,第一个鳗鱼生产基地等。1980年代末我到北海工作后,还参与奥地利蓄电池生产线、台湾二郎皮制革厂及德国牛皮纸生产线的引进。

大搞人才建设,外派和引智并行。改革开放一开始,国家就把派人到国外留学和进修作为培养的重要抓手予以推进,同时引进国外专家来促进我们的工作。我那时在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做研究。一时间,刚从北大、复旦、南开走出的工农兵学员及少数英语基础甚好的老同志便成了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幸运儿。由于国门长期封闭,很多人英语水平远跟不上时代需要。于是,中科院每个研究所都着手举办外语培训班。那时,我也在研究所内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英语培训。

与赴国外进修学习并行的是从国外引进专家参与我们的对外开放。中科院研究生院引进外国教师进行教学,全国不少地方、不少学校也开始这样做。我到国家科委工作的第二年即1983年3月,中国召开了中美科技政策讨论会,从美国来了20多位专家,就中国多方面的科技发展进行了深入讨论。参加生物技术讨论的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马里兰大学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三位学者,不仅提出中国要发展遗传工程,而且要发展适用技术,并建议中国组建管理生物技术发展的中国生物技术中心。他们让我为之代笔给邓小平写建议书,以他们三人的名义上报后,获得了副总理万里的批示。中国生物技术中心组建后,方毅副总理又为这个中心聘任了11名美、法教授专家担任顾问。国家外经部通过联合国的渠道,设立了TOKTEN经费和STAR经费,专门提供全国各地引进华裔和外国专家申请使用。1980年代末我到北海任副市长时,就通过申请STAR经费,引进温哥华市长城建顾问前来给我们作培训。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的改革实际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年前实行了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牢牢拴在土地上,“大锅饭”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12月24日晚,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打响了农村改革“第一枪”。联产承包制从此在全国开展,促成了农村面貌的迅速改变,粮食不断增长。

农村改革突破的另一方面是乡镇企业的崛起。我多次到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河南的刘庄、南街村和竹林调研,它们都是改革的先锋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典范。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同志曾几次给我讲,华西村曾办有一个五金作坊,但长期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不受保护,只能偷偷摸摸地运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刊发了华西村《农民热爱社会主义》的报道,吴仁宝才躲过了一场风波,由此迎来了华西村发展的春天。2017年7月我又去了华西村,在同接班人吴协恩书记的交流中,了解到他们的产值已超过300亿元,就业人数达1万多人,村民年收入超过10万元。

改革管理体制激发开放活力。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必须改革管理体制。管理体制的启动是从干部年轻化和精简政府机构开始的。刚一开放,我就听到万里副总理对沂蒙山区的考察谈话,他说那里的干部是“七个书记八个牙”,表明干部的老化问题十分突出。为此,中央下大决心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结合精兵简政,一大批老干部从岗位上退下,一批有学历有知识的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管理岗位,其中也包括一批无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为了安置戎马一生的老同志和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央专设了一个庞大的顾问委员会,使老同志也有机会发声。

管理体制改革的另一方面就是设立特区。这些特区除了有特殊政策外,外来投资均可享受“免二减三”的税收优惠。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关键期。1992年,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人们的胆子更大了,敢闯敢试的劲头更足了,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我是1980年代末被派往沿海开放城市北海做副市长的,临行前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指示我,到北海后“一定不要就项目论项目,要从总体上、全局上、战略上推进北海的发展”。当我提出北海的发展一要确立三个观念(开放、商品经济、科技兴市),二要明确三个观点(发展工业为重、从北海实际出发、发展外向型经济),三要搞好三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四要引进三种人(戴眼镜的、说普通话的、讲外国语的),五要从“3S”要素突破(海水、阳光、沙滩)后,市人大向市委建议支持我干好工作,市委常委会为我配10位秘书,还成立了任玉岭办公室,从此北海展开了大规模招商引资活动。进入1992年,平均每天有6家新公司在北海注册,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人走进北海,北海翻天覆地的变化和风生水起的发展体现了改革开放体制改革的优势和对外开放的巨大活力。……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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