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期 2018-01-11 唐昊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

 

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特区模式”的延伸,“广东模式”不断成为人们谈论改革路径时热议的焦点。特别是十年前,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政广东后,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令“广东模式”再起风云。时间来到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已整整走过40个年头,在岁月的淘洗下,“广东模式”的得失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纵观各方的评价,笔者以为,目前在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对“广东模式”都存在着一些源起于历史、固化于现实的误解。当“广东模式”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路径选择时,这些误解有可能扭曲人们对其所代表的改革开放的理解。因此,在历史选择的关键阶段,梳理历史,正本清源,正确理解“广东模式”势在必行。

时间的误解:一切始于1978,一切不只1978

表面看,广东改革开放以及“广东模式”都始于1978年。不过严格来说,1978年只是政府上层对广东人民挑战旧模式作出反应的标志性一年。以1978年为“广东模式”的起点,能更突出顶层设计的作用,而实际上,广东人民对旧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远早于1978年。

1952年到1980年,官方记载大陆偷渡香港的人数达56.5万。1978年前的宝安县即现在的深圳市,在1952年、1962年和1972年发生了3次“逃港”潮。当时宝安县一个农民每天收入0.7元人民币,而香港则是70元港币左右,两边的收入相差百倍,一边早就用上了各种电器,另一边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现在位于香港新界的罗芳村原本并不存在,几乎都是由后来迁过去的深圳罗芳村人组成的。

1977年11月,邓小平视察广东,听到“逃港”情况汇报时,沉默许久后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1978年,习仲勋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正值偷渡最严重的时期。他甫一上任就提出到“最乱的农村去”,与“逃港”者面对面交流并得出重要结论:“……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随后,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要权”。他提出希望中央充分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外交往早的优势,赋予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先走一步的权利。并提出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建立“贸易合作区”,单独管理,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1979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

从此,广东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此后,特区设立、市场化改革、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等连续不断地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可以说,离开最初政府与人民的直接互动,就无法理解“广东模式”的出现与发展。

用今天的话来说,人民的压力倒逼了改革。类似的一幕不仅在宝安县出现过,也在安徽小岗村出现过,甚至在温州的小商品市场出现过。这些草根式改革先行者当时所需承担的风险不言而喻。在《大逃港》一书中,作者陈秉安引用深圳宝安一位农民的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也许是个巧合。当邓小平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时,说道:“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两个“血”字表明,“广东模式”的开端既出于顶层设计者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也出于草根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后者内心所酝酿的动力,早已超越了1978这个年份而潜藏 于历史的更深处。

动力的误解:是经济的成功,更是政治的成功

经济学上通常把“广东模式”解释为一种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工业化经济模式。这没有错。但这种模式之所以成功,政治方面的动力显然大于经济本身的推力。

有学者认为,“广东模式”的形成得益于三代主政者前后接续地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第一代——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习仲勋和任仲夷。他们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广东争取了较大的地方自主权,推动内部的改革开放,为经济起飞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且以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三放”政策为“广东模式”奠定了精神基调。

这一评述非常准确。“广东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向广东的放权改革和广东向市、县、乡镇的放权改革。开放的“放”字,正是蕴含着向内“放权”的意思。广东当年实行的财政包干制和“放水养鱼”,就是财政自主权的体现。中央的政策取向给了广东人敢想敢干的前提,广东人靠着自己实干走上了经济增长之路。

广东采取的实干方式是向中央学习,将发展经济的权力层层下放,从政府放给企业,从官员放给市场。政府向市场的放权尤其真正起到了引领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经济学家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省政府到各地市到各县区,广东一向以政府放权、少管事,放手让基层和民间求发展而闻名,这种以减少管制为特点的治理模式是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头2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大法宝。

政府管制的减少让民营经济崛起具备了充分的空间,政府权力的减法换来了市场活力的加法。广东近年来以简政放权为方向的商事制度改革,带来了对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的契机,让市场按照自身规律配置资源,让企业更加自由地成长,政府转变为服务角色。高度市场化还直接推动了创新创业和人才聚集,人才聚集又进一步推动了人才流动。

广东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以民营经济主导的经济结构,其真实经济质量比单纯依靠国企和外企的地方要高。本土民营经济的发达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广东市场环境的优异。华为、腾讯、美的、TCL等崛起于广东绝非偶然,几十年下来,这些民企在一些产业领域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佼佼者,奠定了广东产业竞争力的基础。

广东本土民营经济的崛起并非一步到位。1978年后,本地人利用珠三角最先改革开放的时机,先从贸易做起,赚到了第一桶金,随即由贸易向上追溯到工业制造领域,并逐步加入技术研发因素,提升产业档次,完成贸—工—技的转换过程,如今还延伸到高端服务业,深圳就是很好的样本。

除了市场化改革,“广东模式”在经济层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即外部要素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体现在:一方面,广州号称“千年商都”,商品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市场功能完善,对外辐射能力强;另一方面,境外特别是港澳及海外华人的投资直接打造了众多大型企业。

同时,在珠三角地区,服务型政府与社会建设相配合,让全社会充满活力。广州和深圳的社会建设水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例如,这里有全国最重要的非公募基金会,如壹基金、麦田基金会以及众多社区基金会,它们旗下是若干扎根于本土的社会组织,承担着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功能,与顶层设计遥相呼应,带来了社会建设的巨大空间。

服务型政府、本土市场化和社会建设先行,这些经济和经济层面之外的动力带来了“广东模式”的巨大成功。如今,广东以全国2%不到的土地面积,全国8%左右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0%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把广东当作一个独立经济体,可在世界排名第16位;出口量占全国1/4;自1980年以来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占全国1/5;近十年的经济平均增速超过12%……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市场化改革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内涵的误解:是多种模式,不是一种模式

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广东模式”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珠三角模式”。即使单从珠三角看,深圳、广州、东莞、中山等地的经济发展也已显现出越来越大的模式区别。也就是说,“广东模式”其实至少包含着“东莞模式”“佛山模式”“深圳模式”“广州模式”等诸多“亚模式”,还不算“惠州模式”“江门模式”这些被媒体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特点但影响力还不大的探索型模式。

“东莞模式”其实代表了最传统的珠三角发展模式,它承接了从港深移植过来的来料加工贸易体系并迅速扩张,动辄十几万员工的工厂为Nike、Apple等国际大品牌代工,东莞也因此被冠以“世界工厂”的名号。不过这种代工模式最大的瓶颈在于难以形成自己的品牌,因此经济发展后劲乏力。

“佛山模式”是一种更加稳定的内生经济发展模式。基层政府全力支持兴办民企并为之担保,让它们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从而完成了本地工业化,打造了根植于本土的民营经济体系。与东莞的战略不同,自上世纪90年代后,佛山的重点是发展本土企业,目前比较强势的有美的、格兰仕、万和、志高等,整个佛山地区建立起了门类齐全、产业链相对完整、主要依靠劳动效率提高的产业体系,成为一种典型的内生式发展模式。

“深圳模式”的特点则是跳跃式发展。深圳一开始也和东莞一样,搞“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依靠优惠政策发展低端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提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计划,产业重心由工业向科技产业升级,原有的加工贸易业则向宝安、龙岗及东莞迁移。2006年至2008年前后,深圳开始第三次产业转型,从高科技产业向高端服务业转移,其中民营创新科技企业成为最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至于“广州模式”的发展路径则更像是上述各种模式的结合体。由于享有省会城市和华南中心城市的便利,传统中心城市的产业和资源聚合效应在广州得以实现。和上海一样,本地大型国有资本与跨国公司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前者的大规模投资多集中于重工业领域。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开始进入第二次重工业化时代,广州在汽车、石化、造船等战略性产业上取得飞速发展。

所以,虽然一些观点把广东经济视为一种模式的产物,但实际上,珠三角内部的模式竞争也从未停止。在这些模式中,有的已是明日黄花,有的还方兴未艾。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模式”正面临其它模式的正面冲击,有不小的压力。作为“千年商都”,广州交易会的贸易量近年已被杭州的阿里巴巴一家公司所压倒,大型商业企业的影响力也远不及杭州,在全国500强民企中,浙江的数量(134家)是广东(40家)的3倍以上;而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广州也逐渐被深圳等城市赶超。

当然,广州并没有止步不前,目前所采取的应对举措主要是向“深圳模式”等借鉴学习。如最近广州行政审批制度和工商登记制度的改革成为全国典范,广州市政府也主动加强了对企业的服务,并成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企业前来发展,腾讯和阿里巴巴已敲定在琶洲设立分总部。总而言之,作为“广东模式”的代表之一,广州亟需找到新的竞争力和自身定位。

本质的误解: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精神”

改革开放40年间,广东的辉煌成就归根结底并不是源自一种“模式”,而是源自一种“精神”,称之为“敢想敢干的广东精神”也毫不为过。实践中所出现的如此之多的模式创新,正是这种敢于突破既有常规精神的体现,“广东模式”的延续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精神的传承。

1978年前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风险很大的事业。广东领导人顶着压力,敢闯敢干,不仅争取来经济自主权,建立特区,更给此后历届领导者以精神上的指引。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语出惊人:“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坦荡直言,震动全场。曾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长的吴南生在争取设立经济特区时曾义无反顾地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办不成,要杀头,就杀我好啦!”接任习老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说:“要办好经济特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落草为王’,让梁湘同志当‘深督’(意指有自治权)!”这些都与邓小平的“杀出一条血路来”一脉相承。

“血路”?是的,这条路确实不那么好走。当时的社会被限制在旧体制框架下,突破既有格局可能需要付出政治代价。正因如此,上述领导的“出格”言行才显得尤为重要,他们成了真正的历史破局者。

笔者还记得,十几年前,在任仲夷、于光远、吴南生等党内改革者的支持下,笔者和几位朋友共同发起创办了广东人文学会,此类学会的成立在广东文化建设上属于前所未有之举,在当时面临一系列旧有体制的滞碍。其时,年逾耄耋的任老还为此事亲自打电话、拍桌子,让学会最终得以诞生。他们关心文化体制改革,接受新事物的热忱令人印象深刻。作为改革者,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解放思想,热爱读书、思考,在开会时与年轻人争论。每当谈及国家发展时,他们都侃侃而谈,思路之敏捷和清晰胜过许多学者,一些言论放在今天也显得充满胆识和突破常规。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何这批人敢于冒常人看来难以承受的风险?难道他们是天生的思想解放者?其实原因很简单——这批改革者当年都为国家和民族解放冒过生命危险,经历过生死考验,相比之下,改革要面对的个人利益得失根本不在话下,他们真诚、简单、执着,只有政治家的理想信念,没有政客的曲意权谋。正是真诚、简单、执着带来力量,信念造就勇气和精神,什么风险也无法压倒他们对人民的忠诚和对终身事业的热爱——这就是他们力量的根本来源。

2017年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九届深改组会议,提出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担当和勇气,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这令人想起十年前的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会上提出,广东要进一步拓展解放思想的空间。广东的困境表面上是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其实是政治思想观念束缚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他准确地找到了“广东模式”的精髓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主政广东的领导人都持续推进解放思想,不断巩固“广东模式”的思想基础。

面对解放思想,一些人总在外围打转,不敢深入问题的核心,考虑得太多太复杂,便渐渐失去了胆识、进取心和行动力。而一言以蔽之,“广东模式”成功的最大关键正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中有特区的首倡者、领导者、支持者和建设者,有气魄宏伟、信念坚定、百折不回的政治家,更有默默无闻、凭良知和常识行事的普通老百姓……正是这些敢为天下先的人谱写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

如今,历史再次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上:思想还需要继续解放,特区还要继续创新,中国还要继续深化改革。愈到此时,我们便愈发想念这些改革者们,因为他们创造历史的方式确是令人感慨动容——广东的发展本无模式可循,于是勇敢的精神便成了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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