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期 2018-01-11 安立志

│安立志

 

叶名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的人生际遇几乎是林则徐的“翻版”,他们担任的职务、履行的职责、受到的贬斥,几乎完全一样。不同的是,林则徐在国内寿终正寝,叶名琛却魂断异国——他不食英人食物,效仿春秋时的伯夷、叔齐,活活饿死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至于二位的“身后名”,却有天壤之别——人称叶名琛为“六不总督”。

“六不”是一句联语——“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出自清末外交人士薛福成的手笔。1887年,他在《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中称:“时人读其诗,未尝不哀其志,而憾其玩敌误国之咎也。因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盖反言以嘲之云。”(《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段话后来被编入了《清史稿》:“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从“时人”或“粤人”的表述看,薛福成并非著作权人,但其说确有扩大影响之功,叶名琛就这样被“盖棺论定”了。

胡绳也曾评价道:叶名琛“虽然没有公开地投降敌人,但是他实质上和投降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他常常以虚骄的自大来掩饰他的投降主义罢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而长达几十年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海外学者黄宇和先生却认为,林则徐与叶名琛的历史评价如此截然不同,是由于历史资料的完整与缺失之不同造成的。1970年代他在海外出版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笔者参阅的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的译本)“为译者序”中指出:两次鸦片战争当中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碑传甚多而叶名琛则无一专著,这自有其不同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历史文献的存亡。林则徐遗下了大量奏稿、公牍、书信等,而叶名琛的遗作,则似乎只有刻在广州越秀山上镇海楼的两首诗为世所知。”“其实有关叶名琛的公私档案同样大量地保留了下来。英法联军在1858年1月5日攻陷广州后,既俘虏了叶名琛,又把他的文件一并劫走。这批文件后来由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

“六不”背后的真相】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少年时,他就“以诗文鸣一时”,不到18岁便考取了贡生。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任山西雁平道、江西盐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广东布政使。不到40岁时,他升任广东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汉阳县志》称他:“遇事辄竭忠极言,虽嫉谤丛生,弗顾也。”清咸丰二年(1852年),他还不到45岁,即被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被俘前,叶名琛可谓春风八面。

林、叶二人处于抵御外侮的第一线,面对“三千年未遇之强敌”,失败似乎是必然的,然而,皇帝对他们却是典型的“卸磨杀驴”。如同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中英发生冲突,被道光帝指斥为“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并“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叶名琛因拒斥英人入城引发英军攻城,咸丰帝竟指责叶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罪无可辞”“着即革职”。作为朝廷重臣,叶名琛被俘,咸丰帝不是派员交涉,设法营救,竟然以避免英人要挟为名,多次强调:“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

为何不战?叶名琛不是不战,而是战败。1857年12月12日,英法联军大兵压境,炮舰驶进珠江口,炮口对准广州城楼,对叶名琛发布最后通牒,要求其开放广州。就在英军攻城之际,广东的正规军精锐部队基本被调走赴江浙作战,广东的财力基本已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消耗殆尽。广州城只有残余的团练、乡勇等一万名杂牌部队,叶名琛面临无兵可派、无险可守、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面对英法两国的坚船利炮及5600多名士兵,没有取胜之可能。在当时,中国与列强实力的巨大差距,成了历届两广总督的魔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外中国近代史专家蒋廷黻深刻指出:“实则林文忠(林则徐)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1931年第3期)叶名琛不过步了林则徐的后尘而已。其实,在敌军兵临城下之际,叶名琛不仅没有得力的将领,而且没有充足的军粮,在内有奸细、外有强敌的情况下,在广州、在珠江、在香港,他通过游击战、宣传战、贸易战等,采取悬赏杀敌、袭击英舰、封锁香港等一系列措施,也曾取得局部胜利——面对实力悬殊的强大敌人,战败并不等于不战。

比如,在英军发动攻势之际,叶名琛就以重金鼓舞士气,凡斩英人首级者赏银元三十,务必把英军“根诛尽灭”。他积极采取袭扰战的方式,使英军日夜不得休息,首尾不能相顾。夜晚时他派遣沙船,满载炸药冲击在岸边休息的英军。同时,还派出火筏对英舰进行火攻,使英舰不敢近岸,从而减少了白天中国陆军所受到的炮火压制。11月15日,中国水军还趁大雾垂江炮轰英国舰队长达20分钟。

与此同时,叶名琛还派人突袭香港。1851年1月19日,一队乔装的乡勇突袭了英军的巡逻队,杀死1名英军军官。这类的突袭行动还很多,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绑架、暗杀和纵火。”后来更出现了面包投毒事件,一些乡勇在面包房里秘密放进了砒霜,导致许多英国人中毒,其中也包括包令的夫人。叶名琛的行动使香港的英国人大为恐慌,一大批人逃到澳门避祸。1857年7月,包令因为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被英国政府解职。

为何不守?1857年,以湘军为主力的清廷军队,正在南京与太平军苦战。如果当时这批颇有战斗力的部队摆在广州前线,即使英法联军船坚炮利,毕竟他们兵微将寡,英军占领广州也不会如此轻易。叶名琛不是不守,而是难以守住。据黄宇和考证,在英军攻城之际,叶名琛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广州城中这些缺乏训练的散兵游勇。即使如此,他也做了一些诸如恢复团练、收复炮台以及反间谍和谍报工作。他指挥军民从水陆两路英勇抗击,击退了英军的多次进攻,英国公使额尔金也感叹:“自争端开始以来,由于低估了敌人的抵抗能力,我们犯了许多严重错误。”

何况,当时双方军队装备的差异,已经大到无法固守的地步。当时广东清军的大量装备均为冷兵器,少数火炮也远不及英法先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装备300英尺射程的滑膛枪,都难以抵挡英法联军1200英尺射程来复枪的打击,陆军最终在人数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被击败。清军与英法军队的不对称,远大于俄军和英法联军之间,几乎可以视同正规军屠杀平民。随后的天津军粮城之战、通州八里桥之战便是这种战斗结果的推演。

可想而知,一批手持冷兵器(或土枪)、缺乏战斗经验的民间武装,与乘坐现代军舰、使用舰炮与火枪的侵略者作战,要保证城池固若金汤是不可能的。

为何不和?1859年1月5日,由于奸细的出卖,叶名琛被俘虏到停泊在香港的英舰“无畏号”上。被俘前,广州城已破,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并不出人意料的结局,在衙门都跑空了的情况下,他特意将顶戴花翎戴好,穿上正式的袍服,端坐在大堂之上,等着英国人的到来。

叶名琛被俘后,咸丰皇帝下谕称,在对英人交涉问题上:固不可失之太刚,如叶名琛之激成事变;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该夷轻视中国之心,是为至要。”如何把握“太刚”“太柔”这个度,历届两广总督都摔在这道“钢丝”之下。好在朝廷定性叶名琛处理涉外事务是“失之太刚”,不然更难洗刷千载骂名。在当时,两国、两军的和平,并非操于叶名琛之手。事实上,叶名琛在广州处理涉外事务时,已看到了影响中外关系的两大因素:一是西方列强的高压,二是国内民众的反抗。为此,他制定的应对策略是:无事则安民以抚夷,有事则用民以防夷……固不可失之操切,致启衅端;亦不可过于俯从,有损国体。”他的外交思想得到了清廷的确认。叶名琛在与英方的交涉中,也曾数度让步,以免对方寻衅。双方希望的和平既然不可得,如果片面答应对方的屈辱条件,如同接替林则徐的琦善一样与敌私下苟和,订约(《穿鼻草约》)、割地(香港)、赔款(六百万银元),以换取对方罢兵,这样的和平无异于城下之盟或屈膝投降,这显然不是国人所期望的。

为何不走?叶名琛是两广总督,身为封疆大臣,守土有责。在强敌的威胁与逼近之下,如果他弃城而逃,这在当时可是死罪。叶名琛并非不知“不走”的危险,据历史学家提供的细节,中英决战前夕,叶名琛即把家眷送出了广州城。他明知后果危险而“不走”,只能选择与城池共存亡了。不过,在清代,一看势头不妙就弃城而逃,倒有许多典型实例。30多年后的中日战争时,另一个姓叶的将军——叶志超,从牙山到平壤一路败逃,一直逃过鸭绿江。更为典型的“走为上”则是叶名琛的“上司”。叶名琛死后不久,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皇帝竟然扔下首都与百姓,弃城而逃,最后死在热河行宫。清代皇族有样学样,后来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前夕,也是仓皇出逃,避走西安,名之曰“西狩”。

真正令人不齿的是,咸丰皇帝对于一名封疆大吏的被俘,没有任何营救的心思,连换俘这种对等的手段也没想过。咸丰圣旨中的一句“无足顾惜”,可见臣子在封建君主心目中的地位。

为何不降?正因为叶名琛的不降,才为当时的清政府保住了最后一点颜面。正是由于他的不降,那些试图彻底否定他的人,在下笔时才会有所保留,只能无奈地承认,叶名琛“没有公开地投降敌人”。当时,作为叶名琛同僚的那两个满蒙高官——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纳,最终投敌,成为英军控制广州的傀儡。他们与叶名琛相比,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名义上”,有着根本区别。

为何不死?叶名琛拒绝了随员跳海自尽的暗示,并不是苟且偷生。在叶名琛被俘期间,他始终保持了不卑不亢、庄重高贵的风度,这使英国人都不得不敬佩。据《香港纪事报》载,军舰上所有的军官都很尊敬他,偶然有人上舰,都向叶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叶在军舰上生活了48天后,即被押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叶名琛把自己的被俘当成是可以晋见英国君主的契机,他在被俘之初不自杀,是要留下一条命,向英国君主阐明中华的和平意愿,并借机去反问英国君主。叶名琛后来对随他而去加尔各答的仆人明确地说明了这层意思,可惜此种心境,不为后人重视: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当他得知这并不可能实现之时,毅然决定,“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

虽然屡有翻译官将食物送来,叶名琛一概杜绝不用。绝食八天后病故,“临终并无别语,只言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这有点像殷商灭亡时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更像民国时不食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

【处理“亚罗号事件”,受到马克思赞扬】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如此评论叶名琛:“后来人们用一副联语来嘲弄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的死顽固态度:‘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可是,鉴于他有他的政绩,这却不是持平之论。”(《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咸丰皇帝对叶名琛的指责,用以下用语来定性,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大负委任”以致夷人激忿”“大伤国体”“罪无可辞”。然而,1857年1月7日,也就是在叶名琛被俘前一年,远在英伦的卡尔·马克思在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社论中,对叶名琛处理“亚罗号”事件的表现,却给予了高度评价。

1856年10月初,一艘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黄浦。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船主苏亚成也是中国人。该船曾被海盗夺去,为了方便于走私,该船曾在香港英国政府领过登记证。10月8日,广东水师缉拿了窝藏在船上的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不想,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硬说是英国船,甚至捏造说中国水师曾扯下船上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释放被捕人犯,并向英国道歉。而实际情况是:执照于1856年9月27日已期满失效,该船被捕获前,已有6天没有挂英国旗了。

在迅速审讯后,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查明12人中有梁明太、梁建富两名水手为海盗,另一人吴亚作为证人,他们三人将继续接受审讯;其余9人可以送还。交涉中,叶名琛据理力争,声明亚罗号是中国的船,其港英执照系船主花1000洋银购买,且船上并未悬挂英国国旗,无侮辱国旗之事。但巴夏礼拒绝接受,并发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24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正式道歉。

面对英国的最后通牒,叶名琛决定让步,当天他答复可以交换除海盗之外的另外10人。次日,巴夏礼坚持原见。叶名琛只好决定派南海县丞亲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国领馆,但坚决不道歉。此时英国人无心再谈,拒绝接受人员,随即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叶名琛发布告示,称:“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叶名琛处理“亚罗号事件”,从纯粹的外交手段上而言,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英国人的蓄意侵略和叶名琛的处理方式,得到马克思的认可。马克思在两个月后写了《英中冲突》一文,以社论形式登在1857年1月23日出版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文中称:“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在西方舆论对叶名琛的一片谴责声中,只有马克思赞扬了他:“确实,这个中国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问题都解决了。”马克思还在另一篇社论中着意描述了叶名琛的外交风度:“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指巴夏礼)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他答应放回水手,因为尽管逮捕这些人是合法的,他却不愿意以这样严重的误会作为逮捕他们的代价。”他说,面对英国人的蛮横无礼,“中国官吏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

叶名琛被英军俘虏押往印度,多为时人不解。对于这位中国高官如何处理,当时成了英人必须考虑的问题。1858年1月,驻华公使额尔金给法国驻华公使葛罗写信道:“他们都说,叶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回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显然,把他送到海峡殖民地(指今新加坡一带)去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一家英国人控制的香港报纸称:叶名琛“无疑是个勇敢、果断的人,广州人一定为有这么一个父母官而骄傲”。要想圆满解决如何占领广州这个难题,就“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于是,英法联军开始利用一切机会败坏叶名琛的名声。他们之所以把叶名琛关押在遥远的印度,是把叶名琛当成了东方的拿破仑,目的并非仅仅防止其本人的东山再起,主要是为了防范其势力的横生枝节。

广州沦陷后,帝国心脏北京也随之被侵略者占领,难逃历史罪责的清政府却利用英人制造出来的谣言转移视听,将战败的责任由皇帝和清廷那里转移到叶名琛一个人的身上。就这样,在多方心照不宣的推波助澜下,一个傲慢愚蠢的叶名琛的形象便开始定格在人们印象中。

【以诗言志】

在印度,叶名琛曾写下两首诗阐明了自己的心迹:

其一曰: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

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

向戎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其二曰:

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诗一中提到的人物,都与战争与和平有关。一范”即北宋范仲淹,他不仅心忧天下,而且在西北戍边时也令敌人心惊胆战。向戎”乃春秋宋国人,他曾发动弭兵运动,亲自劝说晋、楚、齐等国停止战争,维持了多年的和平局面。“苏卿”指西汉苏武,他奉旨出使匈奴被扣留,坚贞不屈,拒绝投降,19年后才返回祖国。拘禁中,叶名琛为自己的诗落款“海上苏武”,显然以苏武自许,以证自己至死不随英人走。

诗二似乎是他的绝命诗,大概写于叶名琛幻想破灭、决心一死之时。诗中提到的中国古代的几个历史人物,有南宋灭亡时的文天祥,有殷商灭亡时的伯夷、叔齐,这些人物都在国破家亡之际,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这大概是叶名琛在与祖国作最后诀别之际的自勉吧。

叶名琛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如何认识与评价这个人物,应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去考察。在涉外事务上,在19世纪中叶,叶名琛同林则徐一样,他缺乏国际视野,不谙世界大势,只知藩属关系,不懂外交关系;但他作为传统的士大夫,就忠君爱国来说,是恪尽职守的。以此来看,以“六不”作为叶名琛的历史评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失偏颇、有欠公允。

英国公使额尔金的随行秘书俄理范目睹了叶名琛的悲剧后,感叹道:这个帝国政府把它的高级官员置于一个两难的处境之中,用严厉的处罚强迫他们接受一个绝对会失败的职务。毫无疑问,帝国政府经常将一个官员作为替罪羊,以无能的借口让他作出牺牲。”在这一意义上,林则徐如此,叶名琛也是如此。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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