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期 2018-01-11 李满星

│李满星

 

陈纪滢本名陈奇滢,河北安国人,1908年3月20日生。他自幼喜欢读报,自上高小起,祖母就容许他每月花费一元三角钱(笔者注——银元)在暑期内订阅平津报纸。稍长后上北平民国大学,1924年仅16岁,他就开始在北平《晨报》发表作品,上世纪20年代大学毕业后,他随在东北当律师的父亲应考到哈尔滨邮政部门工作。父亲不同意儿子不专心邮政工作,陈纪滢给报馆写稿、投稿,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偷偷摸摸地进行。文章刊登后,老人看到儿子写作的白纸黑字变成铅字,虽对儿子没严厉责斥,但反对的态度依然不变。喜爱写作的陈纪滢,与小他4岁、同在邮政电报局工作的孔罗荪(共和国成立后相继担任《文艺报》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交好,两人联手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主编《蓓蕾》文艺周刊,还时不时调整时间到报馆帮忙。1928年,两人共同发起成立“蓓蕾文艺社”,对培养一大批东北作家功不可没。

【独闯虎穴,秘访伪满洲国】

1933年2月,在伪满洲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国际联盟以41票对1票的优势,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撤军,而日本却突然宣布退出国联,这使民国政府将日本侵略东北“付诸国联”的策略,无法实施。

“九一八”前夕,由张季鸾、胡政之主办的天津《大公报》在东北已有较大的发行量,对东北的消息一向很看重,除沈阳、哈尔滨派驻记者专司采访,其它各大城市也有特邀访员,供应稿件。但“九一八”事变后,不仅特派员因身份暴露无法活动,而且特邀访员也因多有顾忌,不能继续供稿,报馆只有设法找人秘密写通迅。陈纪滢的好友、服务于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名记者赵惜梦向《大公报》推荐了陈。那时陈纪滢还在哈尔滨邮局上班,担任吉黑邮政管理局邮袋管理组组长,消息比较灵通,且有种种方便。

1931年10月起,陈纪滢为《大公报》撰写了数量众多的通讯、报道。该年末,陈纪滢根据当时日寇侵略吉东及松花江迤北一些动态与东北社会的一般情况,写了一篇概述,发在《大公报》的“要闻版”,很受报社高层赞扬。之后,他又应约为《大公报》提供短的消息和长篇通讯,不少稿件一经刊出,立刻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陈纪滢明知工作具有相当的危险性,但一方面那时年轻不怕事,另一方面他因在邮局任职,独得方便之门,截止到1932年8月,他一直担任《大公报》的东北特约通讯员,在所有关内报馆的通讯记者先后一一被捕时,独独陈纪滢幸免于难。“不是我有什么本事,乃因为我的工作掩护好,同时我个人也特别小心,一旦回想起来,这种秘密通讯完全基于青年炽旺的爱国心;否则,以日本特务搜查得厉害,我是难以幸免的”。

1933年6月,《大公报》打算派员潜回东北搜集伪满建国周年资料,出版“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特刊时,自然又想到了陈纪滢。陈先是接到赵惜梦的一封信,说明报馆当局的意向;接着又收到张季鸾的来信,信中言辞殷切。陈纪滢对此作了充分的考虑,感到这不是普通的新闻事务,而是一个崇高的爱国行为,义不容辞。是时,陈纪滢在邮局服务恰满6年,按邮局规定,满6年者可带薪休假6个月,为此,陈纪滢向局方提出请假半年,很快获得批准。

请假事毕,陈纪滢这才分别复函赵惜梦和张季鸾说明经过,然后于8月初到天津当面领教。当时,陈纪滢仅仅是位26岁的青年,他初赴天津见到张季鸾,对这闻名天下的一代报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见面时,张季鸾和胡政之(大公报社总经理、副主笔)两位先生自内出迎,而此前,陈纪滢连他们的照片都没见过。张季鸾说,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他将陈所写的通讯均读了一遍,还问及他的职务与生活等,“刹那间,就消除了我初次会见久所向往名人的不安心理与形态上的拘谨。那年,季鸾先生46岁……正当中年人生旺季;而且由于馆务的急剧发展,事业鼎盛,从眉际之间,可以窥见是有毅力,富果断,经验丰沛,深具信心的人”。谈话间,张季鸾言谈徐缓,态度温和,对陈不仅很客气,且考虑派他孤身深入东北虎穴,方方面面考虑周全。陈纪滢询问采访范围和对象,张季鸾答道:“日本在过去一年内,劫持溥仪做傀儡皇帝,又在东北施行经济、军事、文化侵略,你去看看,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东北老百姓的反应咋样。总之,不必有专题,站在一个记者立场,作一般性的采访就是了。”

随后,陈纪滢独身闯入满洲国,秘密调查、采访,期间经历多次日寇的惊险检查,还成功进入伪满洲国国务院,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历时两个月,按时、出色地完成了采访。

当年关内、关外虽不通车,但仍通邮。邮政是那时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日本对东北的消息封锁主要靠邮政检查。陈纪滢曾在邮政局工作过,谙熟各种机关,他把所有搜集到的资料共十几包,全部交付邮寄。如何躲避敌伪的检查,他自然最在行,什么时候寄,到哪里去寄,应该平寄还是应挂号,他都斟酌情形,亲自去办。陈纪滢利用时人的崇洋心理,不仅将寄件人标注为著名洋机关、洋人,而且收信人也标注为洋机关、洋人。信封与包装更是完整漂亮,毫无瑕疵,令人一见就起重视之心。这样,他将全部资料顺利寄到了天津。

陈纪滢认为自己冒险采访成功,完全凭人头儿熟,地方情形熟,大胆心细,动作机警。其中,伪满洲国三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他的“挡箭牌”。一是时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的张景惠,此人为奉军军阀张作霖爱将,后曾任哈尔滨行政长官,陈纪滢因为在邮局关键岗位,与此人比较熟悉,在采访时,遇到阻止甚至盘查可以拉“虎皮”来护身。二是曾任哈尔滨佛教总会会长的曾子固,陈纪滢在哈尔滨时曾教过他女儿英文,二人关系融洽。万一被日伪军查出了事,他可以靠这个日伪军都虔诚叩拜的佛教大师来“缓颊”疏通。三是时任伪满洲国外交局长官的大桥忠一,此人在1930年到1931年出任日本驻华公使馆一等秘书、哈尔滨总领事,也因为有密电密件业务,和邮局工作的草根青年陈纪滢来往认识。

“九一八”纪念日的前两天,即1933年9月16日,陈纪滢风尘仆仆从东北归来。他乘火车过山海关,一夜无眠,于当天上午返回天津。稍作洗漱后,下午2时立即赶到《大公报》报馆,根据早先邮寄回来的资料和所见所闻,连续写作9个小时,每写成一页,就送往报社印刷厂即刻排字。第二天上午起来,再从10时写到下午3时,三万六千余字的长篇通讯终于大功告成,定名为《东北勘察记》。

随后,《大公报》用三个版的篇幅发表此稿及图片,此“九一八”特刊发表后轰动全国,激发了国人抗日救亡的新热潮。日本方面甚至还就此向南京政府提出交涉,捉拿陈纪滢,理由是“有碍邦交”。张季鸾、胡政之则对陈纪滢表示,报纸就算停办,也要发这些文章,敢当敢言的无畏气概,赢得了国人的尊重。……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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