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期 2018-01-11 王铁群

│王铁群

 

邓颖超家喻户晓,张若名鲜为人知,两人相互之间有着不解之缘,而这却几为历史所湮没。

同学同道

浅蓝色布料高领短衫,过膝黑色长裙,白袜黑鞋,长发在脑后盘成两个小圆发髻,这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天津女师)学生的统一装束。1916年夏天,邓颖超和张若名身着“文明学生装”,成为该校第十年级的学生。

邓颖超1904年2月生于广西南宁市(祖籍河南省光山县),4岁时曾任广西南宁镇台的父亲被诬流放新疆,10岁时流放期满的父亲在归途中暴病身亡。坚强的母亲以教书行医为业,带着独女漂泊了大半个中国。1913年初,孤儿寡母从天津来到北京,母亲在“中国社会党北京部附设平民学校”找到一份工作,邓颖超也以母亲的启蒙教育为基础,在该校插班读初小三年级。又过了半年,北京社会党配合南方“二次革命”的起义计划暴露,校长也是社会党领导人的陈翼龙被杀。学校被查封后,母女俩重回天津。

在天津,邓颖超靠母亲当家教和打零工的微薄收入,又读了一年初小和一年高小。时值天津女师招考,母女俩了解到如能考取预科前三名可免收食宿费。为了实现求学愿望,邓颖超刻苦备考,1915年秋天,她虚报两岁(报考资格14虚岁以上)投考,一举考中第三名。为此,她累得吐了血。一年后,邓颖超升入该校本科,成为第十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

张若名比邓颖超大两岁,1902年2月出生于直隶省清苑县。张若名的父亲张绍文接受过高等教育,曾任广西陆军测量局科长。大概在小若名开始读初小的时候,张绍文娶了一房姨太太,自此对妻女冷漠歧视。与邓颖超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母亲禀性大异,张若名的母亲张伯英系普通农村妇女,受“三从四德”礼教束缚,对丈夫逆来顺受、形同奴仆。母亲时常的暗自悲泣给张若名带来深深刺激,她发誓长大后要“削发为尼,不受男人欺负!”大概在民国纪元前后,张若名随二伯父张褆仁来到天津。张褆仁早年在日本接受过新思想的熏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淡薄。他对小若名疼爱有加,希望她能够受到良好教育。此前他已迁来天津行医,商得弟弟同意,便把小侄女带来天津读书。张若名高小毕业后,考入天津女师。

天津女师是“清末新政”的产物,到邓颖超、张若名入读之时,已是闻名遐迩的新型中等女校。该校学制5年,第1年为预科,不收学费。预科成绩及格即升入本科,本科4年,“除书籍零用外,概归公费”。学校共开设40多门课程,大多为现代师范教育内容。张若名和邓颖超所在第十年级共有50名学生,由于聪慧刻苦,她们两位与张嗣婧、梁岫尘、刘韵琴学习成绩包揽了前5名,被誉称全班“五魁首”。

邓颖超与张若名不仅勤于学业,而且关心时事,心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她们参与筹建学生组织,团结同学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国事,探讨民主自由、男女平等。她们还积极在该校校友会会报上发表习作,呼吁“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在她们周围,一个进步的学生群体在逐渐形成,她们高唱着“二十世纪天演烈,坤维凭谁振?天下之大匹妇责,斯责逾千钧”的校歌,指点江山,孜孜探索,以觉醒的公民姿态,去承接天下兴亡之责。

五四先锋

在五四运动中,天津各界自发而起,以公民姿态主动、积极地向政府示威、抗议、加压。邓颖超和张若名如同暴风雨中的海燕,成为这场民主爱国运动的女界先锋。

1919年5月6日下午,天津女师专修科学生郭隆真主持召开了该校各学级代表会议。刘清扬回忆说:“邓颖超、张若名、郑季清及女师附小教员李毅韬等,都纷纷起立发言,一致响应郭隆真同志成立妇女爱国团体的倡议。”5月25日,由郭隆真倡议,以天津女师学生和校友为主体的天津妇女运动领导核心——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以下简称“女爱会”)成立。天津女师毕业生刘清扬为会长,邓颖超和张若名被推为该会核心成员:张若名为评议部长,邓颖超和郭隆真为讲演队长。

评议部是女爱会的决策机构,凡重大问题,都首先提交评议部讨论,表决通过后交各股执行。“此后,所有‘女爱会’评议部的会议都由张若名主持召开。”街头讲演是女爱会经常性的重要活动。“特别是邓颖超、郭隆真同志的讲演,更是热情奔放,说理清晰。她们亲自轮流到各讲台去讲演,深受群众欢迎。”

北京学生连续被捕的消息传到天津,为声援北京学生,6月5日邓颖超和张若名参与组织和领导女爱会同天津学联联袂行动,他们走上街头,呐喊示威,要求省长拍电北京,速释被捕学生,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这是五四运动中天津首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请愿活动。邓颖超和张若名等女爱会成员的爱国热情,使记者深为感慨:“似此高义薄云,虽巾帼而愧煞须眉矣。”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两人在担任女爱会重要工作的同时,又并肩携手,挑起了在天津各界联合会的重任。随着6月28日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日期的迫近,拒签和约便成为民主爱国斗争的重要内容。6月26日下午,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派出代表晋京请愿。刘清扬和张若名同其他8位男代表,肩负着天津人民拒签和约的殷切希望,登车赴京,去直接与总统府交涉。邓颖超同周恩来等则留守天津后援。在包括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专使在内的“誓争国权”力量的努力下,中国拒签了巴黎和约。

邓颖超和张若名等的牺牲奋斗,对推动五四爱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起了重大作用。邓颖超回忆说:“当时女师学生的勇敢、奋斗、牺牲的精神,作事的敏捷踏实,远近闻之,莫不佩服。”那时女师的同学,是何等有团结力,有勇敢奋斗的精神,是何等的有见地,是何等的了解世界的潮流。以中国民族素来缺少的精神,尤其是女子所缺少的精神,竟能在女师同学中表现出来,这是何等的可贵呵!”……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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