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8期 2018-08-17 郁鸿胜/口述黎振宇/访谈、记叙

郁鸿胜/口述黎振宇/访谈、记叙

 

杨小凯(1948-2004)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生前曾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文革”期间曾因《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入狱十余年,入狱后以惊人毅力自学了英语、数学、经济学等课程。1978年4月,从湖南岳阳建新农场出狱后,杨小凯开始寻找“深造之路”。由于“历史问题”,他无法参加研究生考试,只能在湖南一家印刷厂做外文校对工作。在李锐、于光远等老先生的帮助下,1979年下半年,杨小凯借调至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不到三年的“北漂”时光里,杨小凯奋力学习,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为其走上专业研究道路奠定坚实基础。郁鸿胜先生(于光远侄子)曾和杨小凯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朝夕相处,共同工作学习,结下深厚友谊。今年是杨小凯诞辰7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一代学人的峥嵘岁月。

先后进入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

按照郁家家谱记载,我的前六代先祖在上海靠沙船业起家,巅峰时期有上百条沙船。郁家和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家族是两代联姻。郁家曾在上海富甲一方,有“郁半城”之称。但到我祖父这一代,家道基本中落,成为城市平民。我父亲郁钟德共有4个兄弟姊妹,长兄是郁钟正,参加革命后改名为于光远。1932年,于光远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并于1934年转学到清华大学,后来又到延安开始革命生涯。1956年,我出生于北京,1969年在上海读初中。从初一开始,父母成为靠边站的干部或者叫“黑五类”。学校有一个造反派,在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把我家人中一些所谓“黑帮”反革命”成员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弟弟妹妹在班级里抬不起头,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伤害。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除上学之外,就在家里看书。当时家里有不少书,一摞一摞放在藤筐里,特别是有不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我父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所以家里囤积了很多人大的经济学教科书。17岁时,我到上海川沙县凌桥公社插队。两年后,我获得参军机会。1976年3月,我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五汽车团服役,驻扎在北京丰台。虽然部队生活紧凑,但我还是抓紧时间做些经济学研究。来北京还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经常去于光远家,那里简直是书的天堂。当时他住在史家胡同八号,这里以前是俞启威(又名黄敬,俞正声父亲)的住所。“文革”前,于光远住在中宣部沙滩大院。“文革”开始后,“文革”新贵们看中于光远的房子,就把他赶到了史家胡同。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光远投身其中。1976年前后,从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间来来回回,政治风云动荡。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开始拨乱反正,有不少新观点和提法,比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按劳分配等讨论。于光远家里与之相关的资料、书信和文章非常多,我从中吸纳了大量观点和信息,开始自己写一些文章。

1978年3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科学的春天》讲话后,各类学会、研究会如春暖花开,纷纷亮相。很多研究会、学会自发而起,而非通过行政方式组织。当时国家科委恢复一年多,于光远担任副主任,负责联系中国科协。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推行自然辩证法研究,提出建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是在1978年11月,发起成立两个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我通过借调方式到了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做一些资料整理工作。

这时候,杨小凯还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做外文校对工作。他在1979年3月写给李南央(李锐女儿)的信里面,表达了想考社科院研究生的愿望,还让李南央帮他打听招生消息。我最早认识杨小凯是通过他的论文,大概是在1979年4、5月份。我借调到研究会后,每天去收发室拿两趟信件,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寄给研究会的很厚的信件,打开一看是篇论文。别人一般用稿纸誊写,但这篇用的白纸,内容与控制论相关,作者名字叫杨小凯。

这篇论文后来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一页一页啃。因为我没上过大学,数学底子又不好,水平非常有限。虽然看不懂这篇文章,我还想去钻研。到了大概6月,有一天我在于光远家里一边吃午饭一边聊天,他问我技术经济研究会的事情多不多,准备给我找个小伙伴。又从包里拿出一封信,大概两页纸。他说,我给你找的小伙伴叫杨小凯。

这封信是李南央写的。李南央后来在名为《于光远的一件小事》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这是李锐让她写的,大意是向于光远说明杨小凯的遭遇,并希望得到于光远的帮助。李锐和杨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是老交情,都是湖南老乡,在革命年代就熟识。于光远后来在回复李锐的信中,也提到准备让杨小凯到研究会工作,用科协名义发函去杨小凯工作单位借调。另外,到第二年研究生招考的时候,将会推荐杨小凯报考社科院研究生。……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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