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0期 2018-10-19 克 念

│克 念(文史学者)

 

 

公元1872年,在中国史上为清朝同治十一年。对于清廷而言,本年有两件大事值得记录:一件是喜事,皇帝载淳在10月15日迎娶了于前一天已册立为皇后的阿鲁特氏,她是蒙古正蓝旗人,慈安太后的姑表外甥女;另一件则是丧事,3月12日,曾国藩去世,近代史上最为坚忍泼辣的军政集团——湘军系统,终究没有一位代表人物能够进入朝廷中枢。

这两件事有着十足的指标意义。就喜事来说,慈禧的儿子以慈安的亲戚为妻,象征着两位曾并肩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团结融洽,当然也意味着整个满洲贵族统治阶层的和衷与共;就丧事来讲,那些为朝廷敉平太平军、捻军的所谓“中兴名臣”中,资望、名位、功勋,曾国藩远迈同侪,他一去世,真正能威胁到朝廷统治的汉族大臣,就一个都没有了。如此,清廷反而在内外都消弭了猜忌争斗,倒也能上下一心,励精图治,继续朝着“自强”的既定政策奋进。

但从后世看来,本年还有三件大事非常重要。直至百年以后,阅读近代史的人们早就忽略了同治帝大婚和曾国藩去世的具体时间,但却牢牢记住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国资企业、现代传媒,都在这一年发端。

——就在今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开设继昌隆缫丝厂,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企业;而名为官商合办实则官府控制的轮船招商局成立,这是清政府经营的第一家近代民用企业;也是在今年,《申报》创刊,开启了其近80年的记录中国的伟大历程。

然而,1872年还有两件大事——那就是外资银行开始操控中国金融市场,和清廷实施“留美幼童”计划——既没被当时所注重,也没被后世所研究,却在暗中长久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创办《申报》:背后的金融因缘

 

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刚来上海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在十余年后创办一份中文报纸。他从事的是茶叶棉布生意,也就是将中国的茶叶贩运到欧洲,再将英国的布匹贩运到上海。当时于中国经商的洋人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后果——《江宁条约》和《北京条约》的保护下,于上海的贸易是公平而高效的,但美查的生意却波折重重。这当然也是彼时在华所有洋商的困境,那就是同中国本土资本相融接的过程中,外来金融体系还需要长久的调适和纠偏。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断绝了对于伦敦市场的美棉供应,棉花价格顿时上涨三四倍之多。于是印度和中国的棉花成为了抢手货,在华的洋商和洋行,无一不卷入疯狂的棉业投机热潮中。可以料到的是,迨四年后南北战争结束,棉价应声回落,全部参与棉花贸易的上海洋行都陷入了绝大的困境。

更有甚者,在上海的外资银行也集体参与了汇兑投机。那些大量吸纳棉花的洋行既需要充裕的现金,也需要经汇票交易,使得上海外资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额高达百万元计,因此市场利率竟盘旋在18%~36%之间。到美国内战结束,棉业和汇兑的双重投机崩盘,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上海也与此同时出现了开埠20年来第一次金融风潮,许多老牌洋行倒闭,连怡和洋行也“大有不堪之势”。在银行方面,半数因欠债而闭歇。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大部分从苏南各地逃亡到上海的乡绅地主陆续还乡,租界的地价房价大幅回落,也给外国投资商造成巨大损失。

经此一役,上海的外资银行和洋行痛定思痛地决定回避类似的投机生意,自己既不参与,也不把资金放给华商参与。

1871年,受普法战争影响,中国销往欧洲的丝茶跌幅巨大;在国内,长江中游爆发前所未有的洪灾,商路断绝,人民困顿,既无法也无力购买洋货。由此造成的进出口贸易萎缩和银根收紧,外商非常理解。(也正是因为生意萎缩,美查才不得不退出茶叶棉布市场,于次年创办《申报》。)但在冬天发生了一件事,令他们猝不及防。

在年底的时候,中国盐政管理当局要求扬州盐商立即补缴承运食盐保证金,迫使以贩卖淮盐为业的千名盐商急忙通过汇兑,由上海外资银行支付了300万两现银。其结果自然是上海金融市场银根极为吃紧。这件事使得上海外资银行对于中国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影响经济、财政、金融的能力,印象深刻。

然而,也是在1871年,受到国内工农业普遍向好的鼓励,中国商人扩大了洋货的进口。但外资银行显然并不乐观,在第二年大幅度抑制了向华商的拆借,存现银90万两,就是不肯放出。在外资银行看来,1871年中国外贸结果是净进口值300万两,失去了进出口平衡,因此1872年宁可“银根紧张的压力在中国商人面前成为一种恐慌”,也不愿因投机而产生重大损失。

金融运作原本就是逻辑闭合的有机体,外商既在市场中,那么他们有再大的宏愿,也只能用市场规律解决。由于中国的进口商得不到外资银行的资金挹注,只能拍卖汇票渡过难关。如此,造成汇率降低,使得出口商反而有着充裕的资金吸纳中国农产品以贩运海外。由此,使得1872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首次实现了贸易顺差,且出超额竟然达800万两之巨。

由外资银行的紧缩银根,反而造成了中国的外贸出超,这是1872年发生的金融界大事,却不为人重视。即使在当时,也仅仅引起了英文媒体《字林西报》的注意。在解释为什么“外国银行扣住现款不放”的时候,这份报纸冷静地分析道:“中国钱庄由于对货物进行押放,把自己的资金挤得一干二净。而这些货物却正是同一市场的另一方(指外商)把现款扣住要买而还未买的货物。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资金本可以来周转出口贸易的。”所以问题来了,“由于通过中国钱庄所进行的放款,难以保证准时收回,这就使得这样一个过程在目前不能不具有危险性。”这份报纸最后说出了外资银行的心声:“如果有一个强大而有力的外国金融组织来占领这个阵地(指上海金融市场),情况就会大为改善。”

这个“外国金融组织”已经诞生了,那就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当时虽然还仅仅只有八岁,并不“强大而有力”,但只要再经过几年的磨炼,就将成为控制上海金融界的王者。……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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