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0期 2018-10-19 张守涛

│张守涛(文史学者)

 

 

洋务运动,本质上是晚清政府发起的一场改革自救。同历史上的任何改革、变法一样,洋务运动也面临着许多观念、利益等方面的阻挠、斗争,在三个事件上有鲜明体现。

 

京师同文馆之争

 

第一个事件便是京师同文馆之争,这是最早有代表性的洋务派和保守派之争,且是两派早期领袖的直接交锋。

京师同文馆是应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訢与大臣桂良、文祥等人奏请而创建,旨在培育外语、外交人才来应对日益繁多、重要的外交事务,“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其直接诱因,传说是巴夏礼事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恭亲王奕訢让巴夏礼写信联系英法联军议和,中国通巴夏礼便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但信的末尾有几行英文。当时,奕訢身边没有人懂英文,怕这英文有啥阴谋诡计便不敢发出。等请到人来看了英文,才知道只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而已。因为这一耽搁,差点耽误了议和大事,奕訢认识到外语人才的重要性,从而于1861年初上奏请求创办外国语言学堂。

奕訢等人的奏折很快获得咸丰帝批准,经过一年多筹备,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7月11日正式开学。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总教习,初设英文、俄文、法文馆等外文馆,以旗人子弟为招生对象。刚开始,因为京师同文馆只是教教外语,并未引起太多反对。

直到1866年底,当时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奕訢不满足于京师同文馆只培育外语人才,计划将京师同文馆调整为教学外语和洋务并重,以培养适应时代的新型人才。于是,他上奏拟在京师同文馆讲授天文算学,并招取举人贡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奕訢的奏折立即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尤其是被保守派领袖、大学士、同治皇帝老师倭仁猛烈攻击。倭仁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一向看不惯外国人、西学及洋务派,从来不参与外交应酬。在奏折《请罢同文馆用正途人员习天算折》中,倭仁反对教授天文算学,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说得冠冕堂皇,似乎无可辩驳,但有一句话却出现漏洞,即他奏折中所言:“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訢便抓住了这句话,奏请让倭仁保荐“精其术者”,还让倭仁来主持京师同文馆。慈禧太后也知道这是个戏弄,便顺水推舟地批准了。写得一手锦绣文章的倭仁这下傻眼了,他到哪里去找“精其术者”呢,遑论主持京师同文馆了。倭仁尴尬至极,只好称病辞职,还被朝廷一再不批,最后才被“准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

这次京师同文馆之争,最终以洋务派胜出,虽然因为保守派的大肆攻击,京师同文馆当时并未招到多少优质学生,但毕竟由此“改变了京师同文馆的语言学堂性质,确立了它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开创性地位”。

后来,京师同文馆除了讲授外语外,还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各国历史、地理、法律等课程,培养出了陆徵祥、严复、胡惟德、刘式训等不少人才,并成为晚清译书事业与西学传播的一大重镇。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戊戌变法时成立的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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