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0期 2018-10-19 霍安治

│霍安治

 

 

人口问题是民国初年险峻的危机。清初人口1亿,民初人口4.5亿,粮食生产却原地踏步,严重不足,约60%国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痛苦,每日生活,至少总有三万万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穷弱的国家。”1923年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演说,生动说明民族存亡困局。

广东是人口问题最严重的一省。民初广东年产食米不到6800万担,人口却逼近3300万。每人每日吃米12两,一年需米9000余万担。湘皖赣各埠每年销粤食米仅约150万担,必须大量进口安南(越南)、暹逻(泰国)与小吕宋(菲律宾)的“洋米”。广东年均进口洋米860余万担,外溢现银高达1亿银元,白鹅潭南岸的洋行仓库区渣甸仓与太古仓,经常屯满刚卸船的东南亚大米,但每年仍缺米1200万担,米价居高不下。

省城基本工人每月工资银元9元,最便宜的大米每元9斤,人均月消耗大米22.5斤,买米基本所费即达2.5元。上有高堂,下有妻儿,五口之家的米钱超过工资,只能杂粮稀粥凑合度日。而在广大农村,农民收入又远低于工人,终岁勤劳,不得一饱,只好远离家乡,下南洋、闯金山、当兵吃粮。全球华侨通讲“唐话”(粤语),粤军征战半个中国,都是缺粮逼出来的人口外流辛酸史。

解决缺粮问题,关键在粮食增产。一战后流行的化学肥料是增产的快捷方式。饥困百年的广东农民抢先接纳化肥,但洋商唯利是图,化肥配用不当,几乎摧毁广东农业。广东军政领袖陈济棠痛定思痛,火速推动化肥改良。到了1937年,已摸索出使用化肥的正确道路,数千年未解的缺粮危机见到曙光。若能普及,一个富强的中国指日可待。

然而,抗战爆发,化肥改良的盛业戛然而止。

 

短视近利的肥田粉

 

1893年,美国开始商业化生产硫酸铵,开启化肥新纪元。

植物成长需要十余种元素,其中以氮、磷、钾为重要,通称“肥料三要素”。传统农业以人畜粪尿、绿肥与油粕豆饼为土地补氮,以兽骨磨粉为土地补磷,以草木烧灰为土地补钾。但粪尿、骨粉与草木灰来自大自然循环,数量固定,粮产不可能出现突破性增长。越陌度阡,同样田野,产量千年不变,若人口出生超过土力,就会因缺粮造成战乱,合久必分的盛衰兴亡,因此循环无解。

由氮与氢化合的“氨”(NH3)改变了无解的缺粮循环。美国厂商将煤干馏,析出氮素,溶于水成为俗称“阿摩尼亚”的氨水。加入石灰,导入硫酸化合,蒸发干燥后结晶为硫酸铵。这貌不惊人的硫酸铵,是人类首次能人工生产的氮素,而氮正是“肥料三要素”之首。1910年,德国化学家哈伯(FritzHaber)又发明了能直接合成氮气与氢气为氨气的“哈伯法”,从此,人类可以无限量产廉价氮素,制造氮肥,世界粮产翻倍成长,人口激增。1900年全球人口约16亿,今日已增加到75亿。但哈伯法也能大量减少人口,若将氨化合为硝酸铵,就是火药。人类从此能甩开硝矿,无限生产火药,一战中的欧陆列强就竞相以哈伯法量产火药。战争结束后,氨产能过剩,各国纷纷回头生产硫酸铵化肥,欧美市场迅速饱和,肥料大厂瞄准中国市场。

硫酸铵来华之初,译为“硫酸铔”,俗称“肥田粉”。一战后全球硫酸铔氮肥唯两家大公司马首是瞻:英国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在华分公司称为卜内门洋行,其“娥眉月牌”肥田粉畅销一时,几乎成了化肥的代名词。首创合成氨技术的德国巴斯夫公司(BASF)则由捷成洋行代理,其“狮马牌”后来居上,与“娥眉月牌”分庭抗礼。

使用硫酸铔施肥,作物长势出奇,枝繁叶茂,增产立竿见影。农民原本不信任肥田粉,卜内门与捷成找乡下商店经销。小商店不是肥料专家,常在肥田粉的快速效用上大做文章,打出“无效不收钱”的诱人保证。在山东桓台的索镇,本地大商店“人和栈”代售“娥眉月牌”与“狮马牌”,放电影宣传,而后“采取先赊用得利再付款的取信办法”,农民取货不需付钱,见到增产成效再结账。少数农户大胆施用,果然“入秋甜菜增收数倍,一个个甜菜疙瘩大如小罐”,一举打开销路。在湖北孝感,卜内门委托县城大绸缎店“祝新盛”代销。祝新盛与农民签包用合同,减产保证照价赔偿,又与卜内门约定无效退钱。卜内门自信签约,施用一季,孝感农民成了硫酸铔的忠实客户。

广东农民采用化肥,更是开风气之先。1921年卜内门与捷成倾销硫酸铔化肥之初,首站就是广东,农村各墟镇的分销商店大多与代理商签下不要成本的代销合同。“固有现钱取货者,然较少数,而以抵押取货者为多,即以现银若干交代理商号作按,而取肥料若干包,售罄后即缴款。”成本低,获益快,硫酸铔很快成为广东农民不可或缺的增产法宝。

1923年,广东进口硫酸铔氮肥与桶装亚莫尼亚等氮肥原料共24万1729担,1930年激增到176万9237担,硫酸铔风行草偃,势不可挡,却很快展现出破坏农作物与土壤的狰狞面貌。1931年,广东使用肥田粉满十周年之时,硫酸铔已全面冲击农村经济与生态。在闽南,割据长泰县的小军阀叶文龙认为肥田粉“拔田格”(破坏土壤),愤然出榜禁化肥,哄传一时。

1932年,陈济棠决心铁腕解决化肥灾难。他下令对进口肥田粉征收肥料捐,所得税款拨给广东中山大学农学院,全面调查化肥使用状况,结果触目惊心——硫酸铔在施用的前两年固然能达到增产功效,但两年之后却使农作减产,进而造成生态浩劫,若不制止,将由根本毁灭农业。

 

土壤调查触目惊心

 

1933年10月,中山大学出版《广东化学肥料营业施用概况调查报告书》,系统说明化肥浩劫,“各地农民施用化学肥料于水稻者,在初一二年间,水稻之成长及结实,颇能令人满意。运用第三年以上,谷米之质量渐劣”。

化肥对水稻的残害触目惊心。施用化肥的稻田虽然长势茂盛,稻谷却华而不实,“组织不如施用麸粪者之致密。即假若其收获谷之容积,同为二箩,若施用麸粪者,则得重一百斤。而单施硫酸铔者,其重量较少三斤至五斤”。化肥稻谷不但减产,而且质量劣化。碾谷成米,“断碎米碌较多”,“其色浊白无透白油色”。煮米成饭,黏性及香味远逊于传统以粪尿豆饼施肥的米饭。

稻米不是唯一受害者,广东各种主要作物全面遭受化肥残害。广东盛产的广柑与砂糖橘“香甜之味稍逊,又似觉稍易腐坏”;黄瓜“皮青色而不黄”;芋头“久煮不烂”;甘蔗“蔗汁产量相同,但煮汁的糖量却略低……颜色较黑,甚之者糖胶多而结晶少,不能制作沙松之片糖”;蔬菜更是灾情惨重,“化学肥施用于叶菜类,如菜心、白菜、芥兰等,若在施用五日内采摘,其色深绿而茎质硬脆,菜之原味较淡,不及施用粪尿之软滑香味”,腌成咸菜,“头菜、梅菜、潮芥菜及咸萝卜……不能耐久贮藏,在短期即变稍黑色,继而腐坏变质”。

梅干菜腌萝卜上市就烂,农民损失惨重,哀鸿遍野。但农作损失只是皮相,土壤的劣化使农民真正不寒而栗。“水旱田地连续使用两年化肥,土地必较硬质,耕耙较为困难。”更可怕的是,在化肥田落田的牲畜与田间啄食的鸭子常无端倒毙,农村盛传“近年牲畜瘟疫增加,亦归究于化学肥所致,甚之者,更怀疑用化学肥所栽之作物,人食之或亦有害”。

研究人员很快查出原因。施肥应该氮、磷、钾三要素均衡,而广东农民却只施用硫酸铔氮肥。

民初硫酸铔风行,磷与钾化肥却尚未出现廉价产品。当时的西洋磷肥是加工骨粉或海鸟粪的过磷酸钙,钾肥则是开采钾矿化合的氯化钾,原料采矿而来,成本高昂。由南美鸟粪提炼的礼和洋行“鹿牌骨精”磷肥,一担银元21元,由德国施塔斯富尔特钾矿提炼的“耕牛牌”钾肥,一担银元19元。相比之下,以哈伯法直接化合氮氢气体的硫酸铔价格低廉,卜内门的“娥眉月牌”与捷成的“狮马牌”在广东售价最高每担14元,最低压到6元。若不讲究质量,日本八达公司以落后的煤干馏技术生产的硫酸铔杂质虽多,均价每担只需6元,最低时仅3元。

氮肥使农作物的外观茂盛,磷肥与钾肥却默默滋补作物的内在质量,外观看不出增产迹象。所以农民普遍只乐用“价廉物美”的硫酸铔,不愿混用看不出速效的昂贵磷肥与钾肥。“化学肥料输入广东省,硫酸铔占额百分之九十九有奇,而磷肥、钾肥及混合肥等数种相加,亦不及总额百分之一。”中山大学报告指出:“因硫酸铔为滋长植物之茎叶肥料,功效迅速,而农民之智识甚低,只以为植物生长良佳,即为好现象,而不计其收获之质量故也。”

爱用硫酸铔的广东农民,在旱田将硫酸铔溶入水中后淋施,水田则直接播撒粒状结晶之硫酸铔。原本农民只以硫酸铔为追肥,但求速效的蔬菜田缺乏粪尿,心急的菜农索性专撒硫酸铔。稻田的基肥原以东北豆饼为贵,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豆饼价格疯涨,只好全用硫酸铔。

大量使用硫酸铔使土壤酸化,花生与蔗糖首先被酸度激增的土壤打垮。硫酸铔又造成石灰流失,破坏黏土颗粒,使土壤固结,耕犁不易。而且硫酸铔只是气体化合物,缺乏有机物。作物单靠硫酸铔滋养,一旦改回粪尿粕饼天然肥,土壤首先要补回有机物,“第一二年施用化学肥以后,第三年欲复麸粪,非多加一倍不可,否则生长不佳”。农民买不起一倍的天然肥,只能年年忍痛继续使用硫酸铔。

要矫正错误的施肥法,只能靠政府。而政府要引导施肥,首先需全面了解土壤。1930年10月,陈济棠成立广东土壤调查所,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邓植仪兼任所长,分区调查全省土壤。1933年春,完成番禺、南海、中山、顺德与东莞5县11土系的土壤调查,发现广东土壤钾含量丰富,却普遍缺乏氮与磷。以“珠江土系表土”来说,钾含量1.7722%最丰富,氮含量0.1325%居中,磷0.05443%最缺乏。

广东土壤也不适合单独补氮。广东温暖多雨,雨水冲刷土壤酸性高,普遍缺乏有机物。以硫酸铔补氮时,必需同时施用石灰中和土性,施用有机肥增强土力。

洋商短视近利,只求产量过剩的硫酸铔卖得好,破坏土壤在所不惜。要拯救广东农业,只有毅然建立本国的化肥工业,但这一步却非常艰难。

 

中国人的化肥工业

 

1930年代,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推动全国农业调查,结论同样是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化肥工业。1931年夏,实业部筹建中国氮气公司,卜内门与德国巴斯夫两大巨头联手封锁。两巨头年产硫酸铔700万吨,占全球氮肥消费量85%,在中国几乎独占市场,不乐见中国建立化肥工业。化工巨子范旭东募资1200万大洋,突破两大巨头抵制,找美国的工程顾问公司设计建厂,采购机台,于南京卸甲甸建立永利公司硫酸铔厂。

化肥厂的工程非常庞大,合成塔重达100吨,必需自建码头起卸。化工工场更是昂贵精密,不锈钢的硝酸罐价格超出等重白银,触媒用白金网更比黄金昂贵。永利硫酸铔厂的建厂资金过巨,必须破天荒发动中国、交通、上海、金城、中南与浙江兴业等六家大银行联贷才能募足。工厂建成连绵数公里,非常壮观。“长江边一个农村,已经修筑了沿江码头,可以停泊行驶海洋的万吨轮船,起卸重达百吨的机器。收购的一千三百多亩农田,也已经成造了硕大的厂房,修筑了马路。”积极推动联贷的上海商银副总经理邹秉文非常自豪,这座工厂不仅是化工结晶,更是银行业用钱堆出来的联贷典范。

一家化肥厂的建设需倾江南银行业之力,广东一省财力原本难以望其项背,但陈济棠却以高妙的生意经,破解资金难题。

1929年,陈济棠辟建广州西村工业区,建立24个民生必需品工厂。省方缺乏资金,于是集中力量兴建西村士敏土厂。广东每日需消费水泥5000桶,日商低价倾销,几乎独占市场。陈济棠对进口水泥课以重税,强制规定所有建设一律采用西村厂五羊牌。廉价倾销的日本水泥每桶4元,五羊牌一桶10元,垄断水泥生意每年获利百余万,苦了建商,却快速筹齐西村20余厂的建厂资金。

有了资金,广东肥田料厂火速上马。陈济棠取法南京经验,聘请美国的工程顾问公司设计建厂,科技走在尖端。据工业区建厂元老谢英明回忆,肥田料厂是西村仅次于士敏土厂的第二大厂,两厂占地在1300亩以上。机器“新式而又精密,全是英国产品”。在肥田厂外,又同时兴建广东阿摩尼亚厂与硫酸厂,要一举夺回硫酸铔化肥市场。

虽然硫酸铔是赚钱捷径,但陈济棠更重视农民的长远生计,所以肥田料厂优先上马的化肥工场不是氮肥,而是广东土壤最缺乏的磷肥。

磷肥的生产需要鸟粪富矿,陈济棠又锐意规复富藏鸟粪的西沙群岛。民初不肖商人勾结日人擅采西沙鸟粪,法国则主张西沙为越南领土,南海风云诡谲。陈济棠不惧强权,“陈认为(西沙群岛)隶属广东版图有悠久历史……法国人擅自划归安南边界,毫无理由……曾经向沙面法领事交涉两个月,迄不得要领”。陈济棠总部上校参谋陈明经回忆,陈济棠最终放弃交涉,毅然派军舰宣扬主权,“嗣后陈罗致东北舰队海圻、海琛两只军舰归附指挥,遂令该军舰在琼崖西沙海面游曳试探,继而由该军舰运送陆军一团兵力,护卫登诸岛上。兵不血刃,而收回西沙群岛矣。这大概1932年春末事也”。

1932年收复西沙后,广东省建设厅于同年招标西沙鸟粪开采,已在西沙开采多年的中华国产肥田公司以21.27万元得标,制成“双鸟牌”磷肥。鸟粪制肥必需加工,磨碎后与硫酸化合成过磷酸钙,成为可溶性磷酸,才能溶入土壤。广东缺磷,“双鸟牌”产能急待扩张,肥田料厂火速赶造磷肥工场。据谢英明回忆,全厂只有磷肥机台由本地自制。厂长陈宗南又到粤北英德县开采磷矿,积极寻求扩产之途。

约于1937年,广东肥田料厂的磷肥上市。“双鸟牌”每担5元,相比之下,中国发展农业公司由香港进口的南美海鸟粪肥“雀旗牌”要价12元。磷肥成功之时,硫酸铔工场已近完工,陈厂长又积极推动氮、磷、钾兼备的混合肥,但未及上市便遇抗战爆发。

广东的化肥改良,由化肥调查、土壤调查到实际产出价廉物美的实用磷肥,费时仅6年,田野调查论证扎实,化肥工业目光长远,假以时日,必能解决百年无解的粮食问题。南京政府原拟技术支援,全国稻麦改进所稻作组主任赵连芳于1936年实地考察,赫然发现广东农业改革灿然有成,只能以补助经费锦上添花。

1937年先后落成的南京卸马甸硫酸铔厂与广东肥田料厂,是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两大发动机。抗战军兴,两厂为日军掠夺,运回日本,南北同步的化肥增产盛业化为乌有。直到1947年美援化肥来华,化肥增产才真正起步。

抗战胜利后,外交部交涉运回两厂机台,卸马甸厂得以重建,西村肥田料厂却无力恢复,消逝于历史风尘之中,不复为国人记忆。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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