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0期 2018-10-19 蔡登山

│蔡登山

 

 

【曾、左交恶】

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在回复上海机器制造局总办李兴锐的来信中说

“……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信中的“文正”,指的是曾国藩。左宗棠当年能稍露头角,乃出于曾国藩与胡林翼之力荐。但左宗棠自负才望远过此二人,不肯承认他们曾引荐过自己。他对于同时人物均有夷然不屑之概,他给郭嵩焘弟弟昆焘的信就有“将我和曾国藩、胡林翼相提并论,我还不太高兴,若李鸿章者,更不及我远甚,其人何足齿者也。”之言曾、左两人交恶,相传始于太平天国覆亡之时,清廷三番两次要追查洪秀全之子“小天王”洪福瑱的下落,为的是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当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入南京城后,向曾国藩邀功时表示洪福瑱已死于乱军当中,曾国藩信以为真并以此上报朝廷:“城破后洪福瑱积薪自焚”。此时左宗棠在江西,他得到确切消息,洪福瑱没有死于湘军攻城,而是逃出南京城来到江西广德。左宗棠得知此消息后,并没有告知曾国藩,直接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伪幼主洪福瑱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珼逃至广德。”曾国藩乃认为左宗棠有意和他过不去,于是上疏抗辩,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再上疏争论其事,且辞气激昂。到了同年十一月,朝廷接到江西巡抚沈葆桢的奏报,“小天王”为湘军将领江西按察使席宝田所擒,已在南京“正法”了。此一奏报,简直打了曾国藩重重的一记耳光,两人从此交恶。

当然这不过只是导火线而已,曾、左交恶,有其两人个性上的差异,黄浚(秋岳)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就说:“予颇疑曾文正为一极深沉有心术之人,性毗阴柔,实师黄老。而左文襄(按:左宗棠去世后的谥号)则为阳刚,好大言出奇计之人,但麄豪耳。两人赋性,绝不同,故不易欣合。”近人对曾、左也有一比喻,两人同读苏东坡《留侯论》,曾国藩剪取“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三句,且真算切切实实做到了;左宗棠则截取“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两句,也刚刚做到了,然而两人性格却高下立判。

对于两人交情晚疏,黄秋岳提到王闿运曾奔走调停,在《湘绮楼日记》有云:“季高(按:左宗棠)方踞百尺楼,余何从攀谈。”又云:“夜过涤丈(按:曾国藩),谈家事,及修好左季丈事,涤有恨于季,重视季也。季名望远不及涤,唯当优容之,故余为季言甚力,正所以为涤也。”但两人终至还是无法调停,甚至彼此不通书信。曾国藩的门人薛福成就说:“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音问。”

在早年胡林翼尝写信给曾国藩云:“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诤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可靠。”而又有致左宗棠书云:“涤公之德,吴楚一人,名太高,望大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其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胡林翼也看出曾、左两人的交谊,未来将会有所乖离。可惜的是胡林翼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就去世了,否则以胡林翼的辈分及善于调解的能力,或许可使他们言归于好。左宗棠在祭胡林翼文云:“我刚而褊,公通而介”,又说:“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左宗棠这一生,确实只有胡林翼能救其弊,再无他人。

 

【亦有惺惺相惜之情】

曾、左虽交恶,但从很多资料看,两人之间还是有很多默契的地方,特别在公事方面,曾国藩对左宗棠还是非常关照的,只不过这种关照是暗中进行的。譬如左宗棠在陕甘任上,曾与幕僚谈及自己的顾虑:“我既与曾国藩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扼我饷源,败我功也”(《南亭笔记》)。可事实上曾师为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又选部下精兵强将交宗棠统率,毫无芥蒂,而且还高度评价了左宗棠的维护国家统一之行为,称之为“天下第一”。左宗棠得以肃清陕甘,曾国藩襄助之功实不可没。曾国藩不但为左宗棠西征筹饷,且推荐手下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

左宗棠在出征胜利后,给清廷的奏章中也表示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臣与曾国藩议论时有不合,至于拔识刘松山于凡众中,信任最专,其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从曾国藩不遗余力暗中帮助左宗棠的情况看,虽然两人表面上关系破裂,但实际上在大是大非有关国家民族利益面前,曾国藩还是有相当气量的,无怪乎清政府给曾国藩立传时给予他这样高的评价:“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清史稿·曾国藩列传》)

左宗棠在一些事情上也暗中力挺曾国藩,譬如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左宗棠也上奏朝廷大力支持曾国藩,曾国藩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病逝南京,左宗棠得知消息后非常悲痛。他要儿子孝威能去吊丧,并在信中说:“丧过湘干时,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醴肴饶,自不可少;更能作诔衷之,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还专门谈到与曾国藩生前的矛盾:“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竟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值一哂耶!”这番话堪称肺腑之言,可谓字字皆由心窝迸出,真乃一生一死,交情乃见。

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对于其弟及子女,甚至女婿都极为照顾。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西征时,听说曾国荃以河道总督调任山西巡抚,他便立即上奏清廷云:“曾国荃与臣素相契洽,勇于任事,本所深知,合应仰恳天恩,饬速赴晋抚新任,冀于时务有裨。”提携之情,可见一斑。

光绪三年,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无钱治病,宁愿向左宗棠和曾国藩共同的老部下、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而不向左宗棠开口,亲疏之别,显然可见。左宗棠得知后大为感慨,于是送给了曾家三百两银子。……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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